8月1日，於辛在北京海澱圖書館為中小學生講述父親於敏的故事。 記者 劉欣 攝

他隱姓埋名28年，卻因一聲又一聲巨響，震驚了世界。

“一個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沒有的，能把微薄的力量融進祖國的強盛之中，便足以自慰了。”他曾說。

2026年夏，東風系列新型號導彈劃破蒼穹的短視頻刷屏，彈幕裡一個追問浮出水面——推動核武器小型化的關鍵人物，是誰？

於敏，1926年8月16日，出生於寧河蘆台。

1961年，他突然在公眾視野裡消失。1999年，獲得“兩彈一星”功勛獎章。2015年，獲得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2019年，獲得共和國勛章。

一個改變世界核力量格局的人，他的人生，對很多人而言，至今還是陌生的、不連貫的。

在他誕辰百年之際，記者輾轉天津、北京，試圖從他的家人、同事、學生口中拼湊出他的故事，去追尋那個功勛卓著又淡泊名利的於敏。

沉默的遠征

“我真正開始了解父親，是在母親去世之后。那時我已經五十多歲了，才在一張舊報紙上‘認識’了自己的父親。”

於辛——於敏之子，在北京接受記者採訪時說，那時他記憶裡的父親與報紙上看到的父親，仿佛是兩個人。

此前幾十年，他隻當父親是個普通的科技工作者，長年出差，早出晚歸，下班回家就把自己關在屋裡寫寫算算。他也問過母親，爸爸具體是做什麼的？母親說：別問。

於辛記憶裡的父親，是沉默的。可就是這個沉默的人，在1961年作出一個對國家命運與個人命運都帶來深刻影響的決定——

“那時老於已經是國內原子核理論領域的頂尖人物，他用十年時間填補了國內原子核理論的空白，學術成就不可限量。”年近九旬的中國工程院院士杜祥琬，曾與於敏共事五十余年，他說，1961年，時任第二機械工業部副部長的錢三強找於敏談話，讓他轉到氫彈研究上來。

氫彈研究並非於敏的興趣。轉向氫彈，意味著放棄此前十年積累的全部成果，投向一場結果未知的遠征。於敏沒有絲毫猶豫，說了句：“好，我去轉！”從此，“於敏”這個名字從物理學界“蒸發”。

於敏在晚年時曾對人講起那一年的選擇：“一個國家沒有自己的核力量，就不能真正地獨立。愛國主義壓過興趣，我不能有別的選擇。”

為什麼作出這樣的選擇？於辛花了十年時間，從父親曾就讀的蘆台第一小學、木齋中學、耀華中學、北京大學，走到父親曾工作過的青海省、四川省綿陽市、上海市、北京市。父親的形象，在行走中一點點清晰。

“父親從事的是氫彈研究，氫彈比原子彈復雜得多。”多年的走訪，於辛發現父親這一代科學家面臨的是怎樣的未知：沒有資料，沒有外援，沒有經驗可循——隻有幾把計算尺、幾台手搖計算器和全國唯一一台電子管計算機。計算機95%的算力還要給原子彈，留給氫彈的，每周隻有十幾個小時。

於敏帶著幾十個人，在上海華東計算技術研究所一點一點往前摸。

有一天，於敏盯著計算機吐出來的紙帶說：“這個量不對。”大家分頭查找原因，最后發現竟是計算機的一個加法器壞了。

杜祥琬回憶這段往事時感慨：“設備會出錯，但老於的判斷從來沒錯過。”

於敏把那段日子叫作“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不見村”。壓力和勞累讓他的身體幾近透支，胃病反復發作，他卻從未停下。思路慢慢打開——所有疑問拿到會上討論，誰有想法就上台講，在黑板上寫，當場論証。1966年10月底，於敏給鄧稼先打電話說：“我們抓到‘牛鼻子’了！”

氫彈原理試驗成功后，於敏說用“久旱逢甘雨，他鄉遇故知”都不足以形容——那是“渾身毛孔全部打開”的痛快。當晚慶功宴，安排於敏坐第一桌，他婉拒了，跑到禮堂后面跟同事們坐在一起。

1967年6月17日，中國第一顆氫彈空爆成功。

“因為工作性質，父親不可能跟家人分享這份喜悅。至於他如何表達興奮，我沒有印象，父親也沒說起過。”於辛說，“父親最愛吃烤鴨，如果那天有慶祝的儀式，也許是全家一起吃了頓烤鴨，但我們吃的是美味，他吃的是成功。”

深沉的親情

北京市海澱區花園路1號院，塔院社區。這是當年第二機械工業部第九研究院家屬院，鄧稼先、王淦昌、於敏等一批“兩彈一星”元勛都曾居住於此。

“父親這輩子面臨過很多機會和選擇。”於辛說。

1978年，錢三強找到於敏，希望他回到中國科學院從事自己喜歡的基礎理論研究，並承諾解決北京戶口和住房。“我們全家特高興，都盼著這一天！”於辛回憶，但父親還是拒絕了。

於辛后來才知道，父親放棄的遠不止那一次：提拔、漲工資、更好的生活條件，他全都放下了。

就是這個什麼都“不要”的人，心裡卻藏著三個遺憾。

“他遺憾沒有時間陪伴家人，遺憾沒能從事自己喜歡的基礎理論研究，遺憾年輕時未能出國留學。他把能放下的放下了，那些放不下的，都藏在了心裡。”

行走在塔院社區，樹蔭下，於辛跟一位乘涼的老人打招呼，“我‘發小’，現在也是滿頭白發了。”

這裡封存著於辛的童年回憶。

“那時候一有人到家裡找父親談事，我和媽媽、姐姐就會被‘趕’出家門。”於辛帶著記者在社區裡尋找當年的痕跡，“這裡原先有個足球場，家裡來人，我就在這兒踢球。一開始玩得挺開心，后來小伙伴們都回家了，我只能坐在家門前的水泥台階上等。”

站在樓下，陽光落在二樓的那扇窗上，望著熟悉的窗口，於辛不禁感慨萬千。

他想起小時候，父親不管多晚回家，總會親親睡著的他，睡夢中的他總被父親的胡茬扎得生疼。

那時候，父親經常出差，行李箱裡必帶的一樣東西就是全家人的照片。他從上海回來，給媽媽帶的禮物是當時最流行的絲襪，給他帶的是大白兔奶糖。他把糖掰成三份，一份舔著吃，兩份用水泡成“牛奶”。那種甜，他記了很多年。

“他就是一個很普通的父親，隻不過太忙，沒有時間陪伴家人。”於辛慢慢讀懂了父親，“他特別愛這個家，晚年的時候，把這種愛全都傾注在了孫子身上。”

於敏教孫子的第一首詩詞，就是岳飛的《滿江紅》。孩子不到三歲，還不認字，於敏一句一句地念，孩子一句一句地學。

“怒發沖冠，憑欄處、瀟瀟雨歇……”蒼老的嗓音，稚嫩的童聲，在屋子裡回蕩。這場景，於辛一直記得。后來他問兒子：“還記得爺爺教你背的詩詞嗎？”孩子說“記得”，張口就背了出來。

2012年，照顧了於敏一輩子的妻子孫玉芹突發疾病去世。於敏癱坐在地上，像是內心的一根支柱倒下了。於辛多次聽父親說：“你媽媽整整照顧了我55年，她是勞累過度走的。”

失去了老伴兒的於敏，每逢節日和愛人的忌日，總是囑咐於辛——“多擺一副碗筷，給媽媽留著。”

“父親這輩子沒說過‘愛’，但我們都知道，他把對家人的愛，都藏在了心裡。”於辛說。

無聲的回響

他一生寧靜，身后卻有萬千回響。

“淡泊以明志，寧靜以致遠‌”是於敏的座右銘，何為寧靜？於敏生前有過自己的回答：不為物欲所惑，不為權勢所屈，不為利害所移。

於敏唯一的博士生藍可，時常想起畢業那年，於敏對她說：“你應該出國工作兩年，以便開闊眼界，看看人家是怎麼工作的，然后回來為國服務。”藍可記下了。兩年后她回國。

藍可回憶起於敏最后的時光，總是忍不住流淚。2019年1月，於敏病重。藍可趕到醫院時，他已經很虛弱了。藍可俯下身，貼近他耳邊輕聲說：“於老師，我來了，我們最近做的實驗有結果了！”於敏聽著，微微點了點頭，眼睛裡有了光。兩個小時之后，他安詳地走了。

“我總會想起那天的情景，發現老師的一生都是這樣，安靜做事，從不聲張。”

於敏安靜了一輩子。他離開后，越來越多的人提起了他的名字。

8月14日，寧河區啟動“願將一生獻宏謀——紀念於敏誕辰100周年主題活動”，人們用不同的方式懷念那個沉默了一輩子的人。

有一群孩子，也在用自己的方式，讓於敏“活”在更多人心裡。

蘆台第一小學，一座擁有百年歷史的學校，1933年至1938年，於敏在此就讀。

在這所小學裡，有一間面積不大的“於敏紀念室”。2024年，由蘆台第一小學的20名老師和學生組成的“於敏精神宣講團”，帶著於敏的故事，走出校門、走上講台。

“我們希望孩子們講出來的不是一個高高在上的英雄符號，而是一位有血有肉的校友前輩。”寧河區蘆台第一小學副校長董旭說。

2025年，耀華中學第一個“於敏班”成立了。以於敏名字命名班級，是耀華中學“創新人才培養項目實驗班”的重要舉措，旨在教育引導學生更好地弘揚科學家精神，樹立“心有大我，至誠報國”的愛國情懷。

如今，行走在耀華園的“院士路”上，於敏的半身銅像矗立在路邊。學生們每天從這條路上走過，抬頭就能看見他。“希望每一位耀華學子都能夠把愛國、擔當作為自己的使命和行為習慣。”耀華中學高三級部主任李妍平說。

連日來，在中國民航大學，同學們正在為即將公演的《國之脊梁——於敏》話劇進行緊張排練。

“演出中最難的一幕是於敏院士凝望國旗，沒有一句台詞，我需要通過眼神和動作的變化把大家帶入其中。”於敏的飾演者、航空服務與安防管理學院學生馬博玉說，此前他對於敏的了解“隻停留在電視和書本裡”，真正走近角色后才發現，於敏並不是一個遙遠的功勛人物，他就是一個普通人，只是把國家刻進了骨子裡。

於辛這些年也一直走在宣講的路上。

從學校到圖書館，從社區到機關，他講父親的睿智、父親的沉默、父親的堅持、父親那一代人的選擇。他說，科學家精神和“兩彈一星”精神不是口號，它體現在一個個具體的事例裡，體現在一代人的堅守中。

每一次講完，都有人走過來與他握手、合影，有人紅了眼眶，也有人輕聲說：謝謝你，讓我們了解了那一代人的選擇。

2026年夏，東風導彈再次劃破蒼穹。那些巨響從未遠去——化作了實驗室裡的徹夜燈火，也化作了一個民族挺直的脊梁。那個隱姓埋名的人，依舊安靜地站在時光裡，像他生前一樣，不聲張、不喧嘩，隻留下一個名字，讓后來者尋找。

百年於敏，於無聲處……

（記者 張立平 史鶯 辛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