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创新战略与功能区使命

以最廉洁的行为从事最开放的事业

天津高新区工委书记 倪祥玉

2016年09月22日10:05  来源:人民网-天津频道
 

编者按:在新形势下,功能区如何破解创新与廉政困局,实现新的自我超越,是一个现实而又长远的命题。近期,天津高新区工委书记倪祥玉从功能区发展的历史出发,就国家创新战略与功能区的使命、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进行了系统思考。他从“回望历史—功能区是国家战略与意志的体现,直面现实—功能区面临的风险与挑战,展望明天—功能区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三个角度,回顾了功能区伴随中国改革开放大潮前行的历史发展进程,阐明了功能区在引领中国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中的突出作用,认真剖析了国家高新区发展的经验机遇和面对的教训挑战,指明了在新的历史时期,高新区肩负的历史使命与发展路径。现将全文刊发如下:

功能区是我国最具经济活力与创新能力的区域,是改革的排头兵、开放的桥头堡,是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中坚力量。我们翻开改革开放波澜壮阔的史卷就会发现:功能区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国家改革开放、创新发展的奋斗史。其间,汇聚着国之栋梁、业之精英,充满了慷慨之歌、悲壮之情,有梦想、有担当、有落寞、有辉煌……当历史的列车飞速驶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途时,功能区又该承载怎样的责任、肩负怎样的使命、呈现怎样的状态?这是每个功能区人必须回答的时代课题。

一、回望历史——功能区是国家战略与意志的体现

1.经济特区开创了历史新时代

1978年10月9日,曾被誉为“百年天字号第一大企业”的招商局,其第二十九任董事长袁庚将《关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问题的请示》上报了党中央、国务院。第一次提出了“适应国际市场的特点,走出门去搞调查,做买卖”的对外开放建议。数日后,袁庚正式提出了在深圳蛇口筹建蛇口工业开发区的构想。在党中央和中央领导的支持下,在1978年底胜利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蛇口开发区的筹建申请正式获批。当时,蛇口工业区面积仅为2.14平方公里,招商局资产仅为1亿元。规模不大、起点不高,但潜力无限、发展迅速,很快便成为中国最开放的工业区,两年时间注册企业超过百家。到1992年,招商局已经成为一家资产超过200亿元的巨无霸企业,创造了改革开放之初的经济发展奇迹。工业区向世人展现出了蓬勃的生机与活力。

与蛇口工业区经济快速发展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当时内地经济基础十分虚弱。1980年,我国GDP只有4500多亿元,外汇储备为赊欠12亿美元,国家财政总收入仅为1085.2亿元,而当时全国人口已多达9.87亿,经济基础薄弱已经成为我国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设立经济特区、功能区正是在我国生产力比较落后、国力比较虚弱时,我们党为追赶国际生产力先进水平,实现奋斗目标而进行的创新探索,是本着对国家、民族命运负责的态度做出的重大战略抉择。蛇口工业区的成功实践无疑为这一战略做了注解,为中国经济的前行点燃了一盏明灯。

在蛇口工业区获批后不久,按照十一届三中全会有关全党全国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决策部署,1980年下半年,在邓小平同志的大力支持下,我们国家认真落实“摸着石头过河”的精神,加快探索创新和改革开放步伐,先后建立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1984年,在兴办经济特区取得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党中央、国务院决定进一步开放14个沿海城市,并在这些城市逐步兴办经济技术开发区。1992年中国经济特区的发展模式向国家级新区提升,上海浦东作为第一个国家级新区逐步发展起来,成为中国新一轮改革的重要标志。1994年3月,天津滨海新区作为第二个国家级新区成立。截至目前,全国已经设立了18个国家级新区,建立了149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园区、17个国家级保税区、63个出口加工区等,各类型经济特区、功能区已成为中国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形式,并在我们国家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2.功能区是经济发展的特种兵

从区域功能区和全国高新区两个视角看,功能区是经济活动和创新密度最大的区域,代表了我国最先进的生产力。

从天津情况看,以开发区、保税区、高新区为代表的重要功能区在全市发挥着无以替代的中坚作用。据统计,目前三区总面积约为527平方公里,仅占全市总面积的4.5%左右。其中,开发区面积350.34平方公里,保税区面积80.1平方公里,高新区实际管辖面积97平方公里左右(不含未来科技城北区)。2015年,三个功能区的地区生产总值合计约为5770亿元(开发区2905.6亿元,保税区1528.4亿元,高新区1336亿元),占全市比重达34.8%。也就是说,功能区用了不到全市二十分之一的土地资源,创造了全市三分之一强的贡献与价值。更值得全市人民骄傲的是,去年底,滨海新区地区生产总值9270亿元,占到全市56.1%。

从全国国家高新区情况看,2015年纳入统计的国家高新区有146家,实现营业收入25.36万亿元,工业总产值18.59万亿元。其中,有42家国家高新区GDP占所在城市GDP比重超过20%,21家超过30%,7家超过50%。国家高新区内聚集了全国40.9%的高新技术企业,每万名从业人员拥有发明专利是全国平均水平的8.5倍。高新区内企业R&D经费支出占全国企业的31.8%,全部研发投入占生产总值的比重达5.5%,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6倍。

从天津高新区自身看,作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我们在经济支撑、产业聚集、创新引领三个方面肩负着重要职责。在经济支撑上,截止目前主要经济指标增速已连续52个月保持全市领先。按照去年底数据统计,工业产值、经济总量和财政可支配能力分别相当于2011年的5倍、4倍和近5倍。高新区用占全市1/120的土地资源,创造出全市1/12和新区1/8强的经济总量,全市每年GDP增量中有1/4是由高新区贡献的。在产业集聚上,以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和节能环保、新能源汽车三大领域为重点,聚集起具有强大比较优势的产业生态。新一代信息技术聚集了奇思科技互联网软件创新基地、天地图北斗产业基地、中科曙光等产业高端资源。新能源汽车领域集聚了恒天新能源汽车、国能新能源汽车、华泰汽车、波士顿电池、轮毂电机等项目,布局了从电池材料、储能装备、整车制造到电机电控系统研发制造等产业链上最有价值的关键要素。新能源和节能环保领域汇聚了中节能智能玻显、合纵科技、突破电气等项目。这些系列科技大项目、产业高端重大项目,在“十三五”期间全部投产后,预计将实现产值超过2000亿元。在创新引领上,区内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数量稳居全市第一,新三板挂牌企业40余家,上市企业占全市总量的41.9%,成为全市上市企业最集中的区域。企业年均新增专利5000件,入选国家和天津市两级“千人计划”创业人才数量,占全市一半。

3.功能区依然任重道远

作为共和国在发展生产力方面的特种部队、野战军和排头兵,经济特区、新区、功能区在共和国经济发展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贡献了不可磨灭的价值。一组组震撼人心的数据足以说明一切。从外汇储备看,1980年我们是-12.96亿美元,今天已经超过了3万亿美元。从全国GDP数据看,1980年我们是4500亿元,今天是67.67万亿元。从全国财政收入看,1980年我们是1159亿元,今天是15.22万亿。从人均可支配收入看,1980年只有477元,今天是人均21966元。这样一个翻天覆地变化怎么来的?如果不开创先河,围绕经济特区、功能区等进行先行先试,追上世界先进生产力水平的目标就会落空,富国强民的梦想就永远只能是梦想。

但是从功能区肩负的使命看,仍然任重道远还在路上。功能区从其降生就承担着两大任务:一是聚集发展先进生产力。厦门马尾功能区到现在还写着习近平同志当年的题词:“马尾的事情,马上就办,特事特办”,这说明功能区、经济特区的使命并没有完结。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的讲话指出,我们在重大领域的突破与国家的要求,还有不小的差距。例如,我们现在航天员已经遨游太空,正在准备发射空间站,可是我们在制造航空发动机的高端基础材料上,与西方发达国家差距甚大,远未实现自主供给。又比如,我们国家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经济总量已居世界第二,但依靠低成本资源和要素投入形成的驱动力明显减弱,在不少领域大而不强,大而不优的情况依然存在,怎样依靠科技创新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是当前必须要回答的课题。凡此种种,都需要功能区在聚集更多更好的先进生产力过程中,塑造形成依靠创新驱动的强大动力,从而提升国家竞争优势,这都是功能区的任务,都是功能区的责任,重任在肩,我们责无旁贷。二是肩负着先行先试的重任。作为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强大动力,全面深化改革已经进入攻坚阶段。面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如何有效互动等重大课题,功能区作为落实加快发展重大决策部署的野战军,作为肩负着党的重托与厚望先行先试的“特种兵”,必须要以“闯雷区、踏荆棘”的勇气,敢于做改革的尖兵、破冰的勇士。因为我们深知功能区的价值一旦获得认可,就可以推广到全国。从这个角度来说,功能区就必须是懂政治、知大局,担责任、有智慧的促进经济社会加快发展的“先头部队”。“懂政治”就是要知道“为谁干”;“知大局”就是要在发展实践中既要掌握中央的大政方针,又要知晓现行的政策体系、廉政要求和法律知识;“担责任”就是要铁肩担责、披荆斩棘;“有智慧”就是要做智慧英雄,知道如何有效应对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困难,做智慧的英雄,而不做悲壮英雄,更不能做叛徒和逃兵。

二、直面现实——功能区面临的风险与挑战

建立经济特区、新区、功能区的终极目的,不是为了给所谓“西方”先进生产力群体建立乐园,而是为了通过改革推动公共管理和政策体系优化,最终使我们在凝聚、培育先进生产力方面取得进步和提升。这是经济活动高度密集的过程,从一定意义上说,功能区等改革前沿区域成了“超常行为”地区。吸收和借鉴国外创新经验,学习效仿,试错探索,必然要面临更多不确定因素和风险,特别是过快的发展速度必然对决策和公共管理系统造成冲击,发展中深层次矛盾凸显,一些思想上、认识上、行动上的问题也随着改革的深化而逐步暴露。

(责编:张静淇、魏炳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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