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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餐名店起士林

来源:人民网-天津频道  2017年08月24日18:42

过去出版的一些资料,大多认为起士林始建于1901年,创办人威廉·起士林是德皇二世的宫廷厨师,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时作为士兵来到天津,并与巴德合伙开办起士林,起士林先生则于抗战胜利后不久就离开了天津。

在查阅大量档案资料并加以分析研究后,笔者得出结论,起士林的创办人应为阿尔伯特·起士林(AlbertKiessling),创建时间是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巴德(Bader)加盟于1913年,1934年4月1日,奥国人的陶必治(RobertToebich)与德国人瑞却尔(WalterReichel)接兑了起士林。同年9月巴德离华回国,而起士林先生解放后仍住在天津。

阿尔伯特·起士林出生于1879年6月11日,他年轻时曾是远洋轮船上的厨师,随船环游世界,熟悉西方各国名菜的风味。1904年,他随船来到香港,在一家德国人开设的西餐店任厨师,同时寻找着自己创业机会。1905年,在德国驻北京领事馆总领事的建议下,起士林来到天津。同年,他在法租界开了一家小西餐店,并以自己的名字“起士林”命名。1906年,又在今解放南路北京影院对面正式开设了起士林。

当时,各国租界里的西方人很多,身在异乡他们能吃到了正宗的西餐,有一种回家的感觉,起士林自然也就有了一批固定的常客。因此,起士林的生意非常红火。随着客人的不断增多,起士林很想扩大经营规模,于是在1913年,他给德国的好友弗里特希·巴德写信,邀他来津一起合伙经营,巴德欣然应允,店名遂改称为“起士林·巴德”。

起士林精通做菜和做面点,而巴德则是一位烤制西点的专家,他们精湛的技艺和珠联璧合的配合,得到了更多新老顾客的青睐,也为该店赢得了可观的收入。1915年,在天津旧法租界24号路天祥市场后面(今和平区长春道)开设分店,地处繁华,日日发达,资产愈益雄厚。

1920年,起士林招收了两名年轻人,一个是来自奥国的陶必治(RobertToebich),一个是来自德国得瑞斯顿省(Dresden),曾受中等教育及制糖果点心业专门教育的制点技师瑞却尔(WalterReichel)。在以后的日子里,陶必治以其出色的经营管理赢得了起士林的信任,起士林并将自己的妹妹嫁给了他;而瑞却尔出色的制点技艺也得到了顾客的普遍认可。

1934年4月1日,以国币23万元,起士林和巴德将“起士林·巴德”西餐厅转兑给了陶必治、瑞却尔,陶必治占股权为51%,瑞却尔为49%,合同还规定,该店仍沿用起士林原名。

9月,巴德离开天津,回到德国巴伐利亚。陶、瑞接任后,于1934年在南京开设分店,两年后,在“八一三”中,南京分店被日军炸毁。1938年移地上海静安寺路72号设立分店,因生意兴隆,供不应求,遂于1941年又在愚园路赫德路225号开设了第二家分店,德国人协耳(W.Shall)为上海两分店经理。同年还在北戴河开设了一家分店。

天津总店楼顶上还附设了屋顶花园,每至夏日,华灯初上,繁星满天之时,屋顶花园上婉转乐曲,缠绵悱恻,舞星鼓姬,轻歌慢舞,游人如织,举扇成幕。即使是日伪政府严格取缔商户住户灯光的空袭时期,获得特许的起士林,楼头仍旧一片灯火辉煌。此时,起士林的经营达到鼎盛,不但成为引领全国西餐业的一面旗帜,而且还成了世界的知名品牌。

抗战胜利后,1945年10月,起士林被美军第一师接收,改为军用食堂,营业范围仅限于美军,并由美军自订价格,按美金计算,但主权仍为陶必治、瑞却尔所有,长春道上的分店也仍由陶、瑞经营,直至1946年6月1日,起士林被列入敌伪产业,分店被河北平津区敌伪产业处理局天津办事处接收。处理局接收不久,外交部就接到了德侨代表徐迺及奥侨代表盖苓的呈文,声明起士林大部分股份为奥人陶必治所有,小部分为德人瑞却尔,并且瑞却尔的股份也于1938年以3.5万德国马克抵押给了陶必治。因此,起士林不应按敌伪产业处理,应予发还。

同年8月15日,国民党行政院发布训令:承认奥国政府,在中奥未订新约以前,旅华奥侨应暂视为无约国人民,与无约国人民受同样待遇,以前因敌侨身份集中者,应予释放,奥侨私人财产亦应解除受敌产处理之拘束,已被接收保管者应予发还。此后,陶必治也将证明自己奥国身份的护照及起士林产权证等16件重要文件呈请外交部查验,并呈文行政院,请求发还其在天津、上海的起士林总、分各店。

正在此案悬而未决之即,同年11月14日,励志社天津分社接收了起士林天津总、分店。1947年3月,外交部认同了起士林总店系陶必治、瑞却尔合资,长春道与上海的分店也按二人合资财产与总店一并处理。原已列入首批遣送回国的陶必治也被外交部批为“暂缓遣送”。随后,外交部致电津外交部特派员公署及天津政府称,将陶必治51%股权暂予发还,瑞却尔49%股权仍由处理局监管。令陶必治觅妥殷实铺保,具结保证书,15日内办理发还手续,并登报公告。

在处理局、市政府进一步查验了陶必治的16件证明文件后,同年4月12日,励志社和处理局将起士林总分店启封,决定将该店陶必治所属部分,由其觅保后发还,涉及德侨瑞却尔部分仍由政府接管。但这样的发还操作起来非常困难,因为没有人能分清,哪些是陶必治的,哪些是瑞却尔的。

正在此时,处理局又接到起士林职工王连平等的来函,声明陶必治并非奥侨实为纳粹党员,并附送德使馆护照影印本和其在德商会调查表中填写的自认德籍的材料。经查陶必治原为奥国人,在奥国被纳粹党侵占后加入德籍。虽然在奥国解放后又恢复了奥籍,但他仍与纳粹保持密切关系。于是,同年8月,陶必治又被列入被第二批遣送名单之内,并公布于8月18日的《大公报》上。9月1日,陶必治、瑞却尔终被集中遣送回国。同日,行政院电称,奥侨纳粹党员陶必治财产,应与敌产同样处理,由我国接收保管。中央信托局苏浙皖区敌伪产业清理处也令天津政府暂缓发还起士林。9月27日,河北高等法院第一分院虽以汉奸罪对瑞却尔提起公诉,但因瑞却尔的回国,起诉书也就变成了一张废纸。于是,处理局又派人将起士林全部资产予以收回接管,暂缓办理发还。

1948年4月14日,励志社将起士林移交给处理局。6月1日,河北平津区敌伪产业处理局与天津市政府外事处签订合同,将起士林租给后者经营,试办六个月。租金按营业收入额的4%交付。处理局派一名会计稽查营业账目,一名管库员负责管理仓库,监视提货。12月,租期届满,市府申请退租,处理局还未及答复,天津即宣告解放,起士林遂收归国有。

在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将大批德、日侨遣送回国,而阿尔伯特·起士林并不在遣送名单之列,有关资料记载的他与一些国民党要员交往甚密,由此可见一斑。

解放后,1950年天津人民政府欲购买德美医院,因医院中有起士林与巴德的股份,外侨事务处遂于11月23日将住在解放北路205号的起士林请来询问有关情况,档案中清楚地记载了整个谈话过程,从最后起士林先生的签字上可以看出,他的身体状况当时不是很好。

1952年9月8日,起士林先生委托中国银行天津分行出售扬子公司2000股股票,经分行寄香港后,香港银行复信称:“扬子公司系孔、宋匪帮所主持,此股票系敌产,已被冻结,现扬子公司已发行新股票,原股票已宣布无效。”后将股票退还起士林,起士林得知后遂赴香港交涉。

1955年1月11日,起士林先生在德国去世。

(来源:天津市河西区网信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