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般无奈之下，储爷爷拨通了民政部门的咨询电话，经对方推荐，他联系到天津市和信四库社会监护服务中心（以下简称和信四库）。了解情况后，和信四库工作人员随即来到病房，在储爷爷的病床前，帮助他完成了医疗委托服务合同的签订，并办理了公证手续。“要是没有他们，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储爷爷感慨道。

　　据介绍，和信四库是2025年8月成立的专注于社会监护服务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它正在做一件颇具前瞻性的事：为无依靠、子女无法履行赡养义务的老年人，充当失能失智之后的“托底人”。

　　储爷爷的困境，并非个例。

　　天津市民政局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市60周岁及以上常住老年人口达365万人，占总人口的26.8%，高龄、失能、空巢化趋势持续加剧。独居、失独、空巢、老养残等群体，正共同面对一道现实难题：当自己年老失能失智，谁来签字协助就医？谁来照料自己的晚年生活？

　　现实困境 晚年托付遭遇难题

　　河西区天塔街道居家养老工作负责人廖海黔，日常接触大量处境艰难的老年人。据该街道最新统计，辖区内孤寡、独居、空巢、留守、失能、重残、计划生育特殊家庭等七类特殊困难老年人共计721人，其中孤寡、失独老人就有153人。

　　这些老年人面临相似的现实困境：生病住院无人签字，晚年财产无人代管，离世之后后事无人料理。

　　廖海黔说起令他印象深刻的一位孤寡老人：老人终身未婚，名下有房产、30万元存款，每月领取退休金。摔伤住院后，社区居委会临时接手照料，代为保管工资卡、社保卡。可社区居委会当时既不具备法定监护人资格，也不具备专业监护能力，很难全面扛起监护的重担，仅能提供临时帮扶。

　　“社区里78岁的杜奶奶则面临另一重窘境。”廖海黔说，杜奶奶丧偶，无亲生子女，和继子女关系疏离，与兄弟姐妹断了往来，没有房产和积蓄，仅靠每月4000余元退休金生活。她想要入住养老院，却找不到可以签字的人，养老规划就此卡住。

　　意定监护 做老人的“代理儿女”

　　天津张盈律师事务所副主任王萌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三十三条对意定监护制度作出规定，充分体现了尊重被监护人真实意思表示原则，彰显了以人为本的立法理念，为失能失智成年人的监护问题，提供了人性化解决方案。法律已然公布实施，普通老百姓却对此知之甚少。

　　为此，王萌提醒老年朋友，监护问题要在自己心智健康时安排好，一旦失智便为时已晚。老年人在头脑清醒、能准确表达意思时，用法律文件为自己确定未来的“代理人”，这是将晚年生活的主动权牢牢握在自己手中的最佳方法。

　　和信四库主任张静坤也表示：“我接触的大部分老年人没听说过意定监护制度。不少老年人直到身体垮掉、智力衰退，才意识到监护安排的重要性，可此时已经丧失订立协议的民事行为能力。为此，我们走进社区开展普法讲座，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了解、运用这一法律工具。这也是我们成立监护服务中心的初衷。”

　　“事实上，和信四库的建立也是受天津市和信公证处在涉老公证服务方面的启发。”张静坤告诉记者，在办理业务的过程中，公证团队发现，生活能力缺失的独居老人，即便手握公证书，依旧需要明确具体的人帮忙处理就医、养老、财产处置等繁杂事务，需要依靠可靠但不会觊觎老人财产的执行人，否则权利无法保障。

　　在这样的现实需求下，经天津市民政局批准，和信四库社会监护服务中心正式登记成立，承担起老年人的“代理儿女”职责，按照老年人的自主意愿行使权利、履行义务，重点应对老年人失能失智后的各类事务。据了解，截至目前，和信四库是全市唯一一家市级社会监护服务机构。

　　储爷爷便是提前做好规划的受益者。今年4月住院期间，和信四库工作人员上门服务，解了他的燃眉之急。但这只是救急，更深层的是长久的托付。

　　老人最放心不下卧床的残疾女儿，“倘若我以后身体垮了，我的女儿该依靠谁？她没有独立生活的能力。”于是，在储爷爷的建议下，他的女儿也选择和信四库作为自己的意定监护人。“这样我心里才算踏实。”储爷爷欣慰地说。

　　据介绍，和信四库的服务分不同情形：如果委托方身边有值得信赖的亲属担任监护人，其可协助制定法律方案、办理公证、提供监督；倘若委托方身边没有合适的监护人人选，其便可受托担任监护人。

　　打消顾虑 多重机制破解信任关卡

　　把余生托付给陌生机构会不会人财两空？能不能被善待？这是很多老年人心中最大的顾虑：把人身、财产交出去，如何避免行使监护权的一方滥用权力、损害自身权益？和信四库给出的答案是：分层建立严密的监督体系。

　　第一层为系统监督。和信四库自主开发家事App，监护人按约定上传探访被监护人记录、被监护人医疗票据等材料，数据直接同步公证处后台，且留存的记录不可篡改。通常情况下，如果是亲属作为监护人，便可选用这套系统开展低成本履职记录，以此作为监护监督的重要依据。

　　第二层是实体监督。若监护人为保姆、邻居这类非亲属人员，和信四库则作为监督人介入约束。例如：在保姆担任监护人的情形下，若要处置被监护人房产，必须和信四库工作人员事先同意。卖房的授权委托书须经过公证，卖房的过程须由和信四库工作人员共同参与，缺少一方便无法完成过户。在对被监护人的资金管理方面，兼顾便利与安全，大额资金由可靠的第三方（如公证机构、信托公司等）监管，预留3至6个月的日常流动资金给监护人，资金用完再由监护人向可靠第三方申请拨付；若老人生病住院或有其他大额支出，则由监护人凭票据向可靠第三方报销。

　　一个老残家庭的案例，直观体现了这套监督机制的价值。年近七旬的刘奶奶，老伴儿去世，有一个智力残疾的女儿。她找来远亲小两口负责照料，还为对方购置了自家对门的房产，可她依旧无法安心：一旦自己失能，女儿的法定监护人是其同父异母的姐姐，而两人关系并不和谐。即便是通过遗嘱指定这对平素照料女儿的远亲做监护人，刘奶奶也担心女儿不能被善待。

　　“刘奶奶家属于老残一体家庭，她一旦丧失行为能力，意定监护人身份启动时，监督机制必须同步跟上。但是，我们在前期设计服务规则时面临一个问题，和信四库作为监督人，如何知晓刘奶奶何时丧失行为能力？每月入户探访，增加老人的支出；被动等着监护人通知，也不符合实体监督的基本要求，万一监护人不予通知，这条约定则形同虚设。”张静坤道出了当时的考量。

　　经过研判，和信四库最终给出方案：协议约定刘奶奶每月7日主动致电该中心报平安。如未按时来电，工作人员次日便要电话联系，联系不上则须上门核实情况。一旦确认刘奶奶失能，即刻启动监督程序，每季度上门走访，查看刘奶奶及其女儿的身体状况，核查钱款使用明细。

　　“过去很多监督属于事后救济，权益受损之后再打官司，伤害已经造成。”张静坤说，和信四库追求的是把监督嵌入服务全流程，从源头和过程中管理和控制风险。

　　同时，公证处在整个链条中也承担着规划的关键任务。和信公证处创新事务部部长冀海虹这样比喻：“公证员是被监护人意愿的‘翻译官’。需要监护服务的老人们讲清自己的财产情况、养老诉求、身后传承想法，我们把口头诉求转化为严谨的、可落地操作的法律文书，逐条释明法律后果，再完成公证手续。”

　　在此基础上，和信四库建立起管事、管人、管钱、监督的四维监护机制，初步搭建起“和信四库安心养老法律服务体系”。

　　街域样本 

　　三方协同打通服务落地堵点

　　随着这套制度的推广实施，新问题也随之而来：承担监督职责的机构与人员，又该由谁来约束？

　　天津市民政局老龄工作处处长赵治国坦言，这是现实难题，如果层层设置监督人，容易陷入无限嵌套的循环。现阶段主要依靠外部发现机制：社区居委会、涉老公益组织、邻里亲友，一旦发现监护、监督人员履职缺位，侵害老人合法权益，可向主管部门反映，情节严重可申请更换相关人员。

　　“我们鼓励老年人在签订意定监护协议时，邀请有关基层组织或者人员进行见证，或者在事后及时告知相关协议签订情况，方便外部主体对监护、监督人员履职情况进行监督。”赵治国表示。

　　对此，王萌表示认同。她特别提示：“监护协议不能‘抄作业’，必须‘量身定制’。”王萌告诉记者，实践中不少老人图省事，直接从网络下载意定监护协议模板，简单填上“全权代理”便草率签署，此做法潜在风险很大，极易因约定不清，导致该项监护授权难以实际履行。

　　“每个老人的情况千差万别，务必找法律专业人士，根据自身家庭关系和身体、财产状况，把生前照护、失能监护、身后处置以及监督人、相关费用支付等事项分开设计，制定真正可以起到兜底作用的方案。”王萌说。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目前，意定监护协议在现实落地过程中仍有阻碍。在法律层面虽然并未要求对意定监护协议强制办理公证，但经过公证的意定监护协议，在履行过程中具有较好的适用性，更容易被医院、银行所认可。

　　制度框架、服务机构已经存在，但社会信任仍需培育，如何具体操作值得不断探索。

　　河西区天塔街道提供了可借鉴的样本。该街道于2024年与和信公证处结成共建单位，2025年又与和信四库建立合作关系，夯实了涉老监护、遗产管理等方面的综合服务能力。“过去老人有监护相关诉求，我们没办法帮助老人规划解决；现在可以给老人提供相对完善的可行性解决路径。”廖海黔说。

　　据介绍，天塔街道通过网格化摸排，主动识别存在监护风险的老人，评估需求后派单；和信四库上门对接，定制个性化方案；公证处再通过公证文书明确各方的权利义务，赋予法律效力。

　　同时，天塔街道还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聘请专业人士面向辖区全体老人开展普法宣讲；针对孤寡、失独等七类特殊困难老人开展一对一专项服务。

　　据了解，今年专项服务重点覆盖天塔街道100余位孤寡、失独老人。“这类群体大多不愿参加公开讲座，失独老人更不愿公开自身处境。街道计划借送慰问物资上门探访，关起家门一对一沟通，降低老人心理防备。街道还规划明年向前一步，探索为经济困难老人兜底购买监护服务。”廖海黔介绍。

　　“意定监护的启动是以老年人丧失或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为前提的，此时其本人已无法作出新的安排，也无法自主保护自己，如果文书不完善，那么一旦发生纠纷，就会陷入维权僵局。”廖海黔解释，“基于以上原因，在老年人还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阶段，对意定监护相关文书进行公证，严谨、客观地记录老年人在意定监护、财产处置、医疗安排等方面的真实意愿，确保文书的真实性与合法性，可以为事后维权奠定坚实的法律基础。”

　　天塔街道的这一实践样本被总结为“街道发现需求——监护组织介入设计方案——公证机构固化各方权利义务——监护组织依法依约执行”的三方协同新模式。

　　时代考题

　　社会化监护仍待持续破局

　　从开始探索到逐步完善，社会化监护的每一步，都在摸索中前行。

　　放眼全国，同类社会监护机构数量非常有限，行业整体尚处在探索期。张静坤表示：“想要实现可持续发展，监护机构要把保障老年人权益放在第一位，兼顾家庭内部稳定。眼光要放长远，不能只看短期利益。”

　　“这里的工作人员办事讲原则，一是一、二是二，不夸大其词，让人心里踏实。”储爷爷对和信四库的服务十分认可,“今年5月，我为老伴儿办理生态葬，中心工作人员上门接我去现场办理手续。以前遇上这种事，我都不知道该去找谁。有他们在，我就彻底放心了。”

　　据了解，我市目前尚未出台市级层面意定监护工作指引。赵治国表示，后续会结合本地实践开展政策研究，争取出台天津本地操作指引。

　　法律条文转化为落地服务，单个机构发展为完善体系，个案经验打磨成可复制模式。天津对于意定监护的社会化探索，正在回应“老有所依”这道时代命题。

　　“现在我有事儿就指望监护服务中心了。”储爷爷朴素的话语，道出老人心底深深的依赖与信任。

　　（文中当事人均系化名）

　　（记者 孙启明 韩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