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一块停了的表

家里有块停了的女士腕表，是姥姥的。

我妈说，这是太姥姥在姥姥十岁生日那年，特意从慎昌钟表行里挑了送她的，说姑娘家得有个计时的物件，别总叫人拴着日子。表早就停了，针卡在三点差一刻，任哪个老师傅修都纹丝不动。

跟这块表形影不离的，还有一只黑猫。通体墨黑，唯独四只爪子雪白，像踩了雪。它不知从哪年来到姥姥家楼下，蹲在空调外机上，金绿色的眼睛望进窗里，一声不叫。我妈有时看见，嫌它身上带细菌，拿扫帚赶过，它不躲不闪，赶急了就跳走，等我妈走了再来。

天津卫的老话讲，「九河下梢天津卫，三道浮桥两道关」，码头上的人信因果，信轮回。我是不信的，「我命由我不由天」，咱天津人，要信也应该信哪吒啊！我妈老说我倔，像我姥姥——这话以后再说。

第二章倒着走的表

我妈又开始了。

「你看看你这屋，跟遭了贼似的。袜子搁椅背上，书摊一地。我跟你说多少回了，早睡早起，养颜。二十五的人了，对象不处，班也不好好上，天天抱着个手机刷——你将来可怎么办呐你。」

我缩在被窝里，把脸埋进枕头。这种话，一天能来两遍，早晚各一轮，逢年过节还加场。我妈，何知春女士，退休语文教师，毕生爱好是替我活第二遍。小到今天穿什么颜色的袜子，大到我该不该辞掉那份她看不上的工作，她都要发表社论。前几个月我过生日，她送我一套《职场礼仪》，扉页题字「少刷手机，多攒人脉」，我当场社死。上周她又托同事的儿子，一个据说「很稳当」的公务员来加我微信，我装没看见，她念了三天。

我常常想，她这股子强迫人的劲儿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左思右想，前思后想，后来我归到一个人头上——我姥姥，沈良女士。

我妈总念叨：「你姥姥那辈子，命苦，性子也拧，谁也处不来。你这倔脾气，跟她简直一模一样。」姥姥在我十五岁那年就走了，她长得什么模样，我已记不真切。照片上的她：一件灰布褂子，脖子上挂着奖章，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眼神像冬天的海河，又冰又冷，看不出一点热乎气。我妈说姥姥孤僻，不好相处，连带着她小时候也过得不舒坦，后来又连累了我。

也是，我姥姥三十二岁未婚带着个女儿，嫁给我乡下来的后姥爷，能阖家幸福就怪了。所以我很早就给自己下了个结论：我妈强势，根子在姥姥。那副倔脸和冷脾气，我们仨一脉相传。

这想法不厚道，但我懒得厚道。

那天我又跟我妈吵了一架。起因是她翻出我床头柜上的外卖盒，说：「都几点了还吃凉的，你这身子是铁打的」。我回了一句：「不控制别人你心里难受。」她脸色一下白了，嘴唇动了动，到底没接话，转身回了客厅。

我摔了门，躲进书房里。屋里冷，杂物的最底下搁着个旧木匣子。我有点好奇，手就伸了过去。

匣子里没几样东西。一副掉了珠的算盘，一只裂了嘴的鼻烟壶，一个空信封——信封上写着「沈良亲启」，里头空着，像句没说完的话。还有就是那块表。

表不大，表带磨得发白，裂着细纹，里头的针早就不走了，停在差一刻三点。我妈说这表是姥姥一辈子舍不得丢的物件。

我莫名其妙地，把表贴在了耳边。

没声儿。死寂的，像它主人那张脸。

窗外头有动静。黑猫蹲在空调外机上，拿一双金绿色的眼睛盯着我，尾巴慢悠悠地摆。天津的野猫多，可这只怪得很，连叫都不叫一声，就这么看着你，看得人后脊梁发毛。实在不想张口找我妈求救，索性扭过头不管它。

我攥着表，瘫倒在躺椅上。暖气片嘶嘶响，我妈在客厅里还在嘟囔「这孩子没救了」。我闭上眼，想，要是能回到姥姥年轻那会儿，我定要阻止这一切，让所有人都能回到命运的正轨。

——然后我就掉了下去。

不是摔，是坠。像被人从背后抽走了椅子，又像脚下的地板忽然化成水。耳边有风，有很远很远的电车铃，有卖药糖的小贩拖长了的吆喝，还有那种老留声机「刺啦刺啦」的杂音，像谁在放一张跑了调的唱片。我使劲睁眼，看见的是一方木头顶棚，糊着旧报纸，报纸上的字我一个都认不全，全是竖排的，还夹着些「满洲国」「北平」的字眼，看得我心头一紧。

我躺在一张硬板床上，身上盖着靛蓝的粗布被子，有一股樟脑和皂角的味儿。

墙上挂历写着：中华民国二十二年。

也就是一九三三年。

我猛地坐起来。屋里点着一盏玻璃罩油灯，灯影晃晃的，照见靠墙一张梳妆台，台面上搁着布包袱、一把木梳、半盒蛤蜊油。床尾叠着两件旗袍，一件月白，一件藕荷色。窗台外头，月亮亮得不太真实，照着一排灰瓦屋顶，远处隐约有大教堂的尖顶，再远些，有影影绰绰的灯。

我低头看自己。手变小了，指节短短的，手腕细得像一折就断。睡衣是粗布的小褂，不是我那件珊瑚绒睡衣。

我还以为是在做梦，直到房门「吱呀」一声开了，一个穿藏青袄裤的丫头端着铜盆进来，盆里冒着热气。

她看了我一眼，神色欢喜地嚷起来：「吴小姐醒了？灶上温着粥。四小姐说让你多睡会儿，可我瞧你睡相跟虾米似的，怕憋着。」

四小姐？吴小姐？

我张了张嘴，先把穿越剧开场白「我是谁」咽了回去。她把我当成了「吴小姐」，这是梦里给的身份，还是我压根儿就成了另一个人？

还来不及想明白，廊下传来一个女孩子的声音，清凌凌的，带着点天津卫特有的脆：「阿菊，她睡醒了没？醒了就带她下来。」

阿菊应了一声，冲我抬抬下巴：「走吧吴小姐，我们四小姐候着你呢。」

我趿着鞋跟出去。院子不大，青砖墁地，影壁底下搁着一口金鱼缸，两棵石榴树，墙角一缸残荷。正房里点着电灯——这年头天津租界里有电灯的人家不算稀奇——一个四十来岁的男人坐在太师椅上吸水烟，听见动静抬眼望过来。五官紧凑，眉眼里藏着算计，一看就是电视剧里脸谱化的反派。

「你就是绍兴吴家的真真？」他放下水烟袋，「我是沈鹤年。你爹跟我是旧交，还在信里托我多照拂。到了天津，就当自己家。赶明儿你就跟四儿一块儿上学去。」

沈鹤年。沈良的爹。资本家。

我顺着他的目光，看见楼梯口立着个姑娘。十五六岁模样，穿月白的旧旗袍，身量单薄，头发齐耳，额前留着齐刘海。她不笑，也不躲，就那么平静地看着我——那神态，跟我相片上的姥姥一个样：冷，而且平。

沈良。我姥姥。十五岁。

她冲我点一下头：「你好。以后多关照。」

关照？谁关照谁啊？哪有客人关照主人的？这词从她嘴里出来，听不出半点热乎，倒像一句诡异的判词。

晚饭桌上我见到了传说中的三位姨姥姥，姥姥的三位亲姐姐。大姐温吞，二姐爱笑，三姐寡言，都已许了人家，只在年节回来住两天。阿菊后来跟我嚼舌根：「四位小姐里，就数四小姐最不出挑——三位姐姐一个赛一个水灵，偏她生得平常，又最冷。老爷太太都不亲。」

这家里头，沈良的位置很是尴尬。上头三个姐姐都嫁了，她是老四，还又是个姑娘，沈鹤年本就不太待见女儿。更叫人嚼舌的是，沈良十岁那年，沈鹤年在城南养了外室，那女人后来给他添了沈家唯一的儿子。打那起，沈母天天跟沈鹤年闹，砸碗摔筷，哭声响得连前院都听得见。沈良不劝也不拦，干脆躲在学校里念书，极少回家。

「老爷让她学文，」阿菊低声跟我说，「说女孩子家，将来做个女先生，体面，也好寻人家。四小姐偏不，非闹着要学物理，还要留洋。为这个，爷俩怄了半年的气。」

沈良最大的指望，是出国。离了这个家，离了外室和那个小兄弟，离了天天闹腾的爹娘。物理是她想读的，出洋是她想走的，两样都叫她眼睛里有光，可惜哪头都不亮。

我坐在一群民国人里头，忽然有点说不清的滋味。我原先怨她拧、恨她冷，可眼前这个十五岁的姑娘，也只是个被家里挤到墙角的人。突然有点心酸，如此境遇，再冷心冷情也是能理解的——吧。

我正要答话，余光里有什么东西一闪。窗外，一团墨黑卧着，四爪雪白。那只曾经趴在空调外机上的黑猫，正拿金绿色的眼睛，隔着重重几十年的夜色，静静看我。

我下意识去摸口袋。表居然在，微凉。我溜回卧房把它掏出来，借着灯光一看——

那根死了多年的针，正在一格一格，往回倒着走。

翌日清晨，阿菊端来小米粥，说三位小姐早已出门，四小姐天没亮就去院里念了半本英文。我扒着窗看，沈良立在石榴树下，背影单薄得像张纸。黑猫不知何时跳上了墙头，拿金绿色的眼望着她——她竟没赶，只微微侧了侧脸。可能，这猫认得她，就像认得我。

第三章穿越也要上学

我决定先把自己安顿下来，并且认真执行现代职场屡试不爽的六字保命箴言：装傻、少说、多看。

沈家在天津算不得顶富，却也稳当。沈鹤年做纺织和洋货进出口的买卖，铺子在法租界里头，家里请着厨子、阿菊这般丫头，还养着一辆包月的人力车。四小姐的位置很微妙——不金贵，甚至有点多余，像个搁在柜子顶上的瓷碗，落灰没人擦，扔了又可惜。阿菊私下跟我说：「四小姐性子冷，连院里的猫都不沾她。」我心想，猫不沾她，可沾我——那只黑猫，入了夜总蹲在我窗台，扰人梦中梦中梦。

我住进了她隔壁的耳房。我对外的身份是：沈家的远房亲戚，爹娘在南方过世，投奔沈伯父来津借读。

头一回跟着沈良去中西女子中学，是在一个雾蒙蒙的早晨。

车出大道往南，两旁的洋楼一幢挨一幢，红顶白墙，铁艺的阳台栏杆上头缠着枯葡萄藤。电车「铛铛」地碾过轨石，卖熟梨糕的推车从巷口晃出来，甜腻腻的蒸气扑一脸。

「咱们天津卫，真哏儿。」我忍不住说。

她侧头看我一眼：「咱们？」

「就是……你们，嘿嘿你们，有意思，逗。」

「你倒不像个南方人。」沈良深深看了我一眼，吓得我顿时闭紧了嘴巴，她也没再追问。

车过戈登堂。那是座青灰色的石头大楼，拱窗一排排的，像个别扭的城堡。沈良说，这是英租界的工部局，洋人的衙门。「咱们天津，九国租界，洋人的地盘比皇上还多。」她说这话时，平平的。再往南，利顺德饭店的楼影在雾里浮着，那是天津顶老的洋饭店，门口停着漆得锃亮的小汽车，门童穿制服，神气得像只开屏的孔雀。过西开教堂时，她抬头望了望那座双塔，说小时候她妈带她来做礼拜，唱诗班的童声像掉进井里的石子。我瞧着她，觉得这姑娘冷脸上，也还留着点孩子气。

过万国桥时，海河在身下缓缓淌，两岸洋楼倒映在水里，像另一座颠倒的城。沈亮忽然说：「你今儿看人的样儿，像见了活神仙。」

我干巴巴地笑：「好看嘛。」

「好看的人多的是。」她望着桥下的水，「可好看顶什么用。我家三个姐姐，一个比一个好看，到头来不还是指腹为婚，嫁了不相干的人。爹说，女孩子的好前程，不过是从爹的屋，挪到男人的屋。」

这话像根刺，扎了我一下。十五岁的她也只是个家里排第四、前程全凭爹一句话的姑娘家。

「呵呵，那个那个，」我赶紧跟着打岔，「什么能请我吃起士林的冰淇淋？尽尽地主之谊。」

据说是溥仪和婉容最喜欢吃的，经典香草味冰淇淋。

「你倒是会吃。」

「民以食为天嘛。理解理解。咱们朋友之间，当然是有福同享啦。」

「朋友？」她嘴角极淡地动了一下，不算笑，像冰面上裂了条细缝。「下次有机会的话。」

中西女中是教会学校，洋气得很。教学楼是座三层红砖楼，门前两棵洋槐，礼拜堂的彩窗在太阳底下泛着蓝莹莹的光。女生们穿阴丹士林布的蓝旗袍，梳辫子或短发，三三两两说着英文和天津话混着的话。我这个「借读生」一进去，先被走廊里一股子来苏水和粉笔灰的味儿镇住了——跟我们现代的教室一个德性，干净里透着股束缚。

头一堂是国文。先生讲《秋声赋》，沈良坐我前头，脊背挺得笔直，笔记记得飞快。我偷瞄她的本子，字小小的，工整得吓人，跟她这个人一样。下课前，先生随口问：「欧公此赋，悲秋之意何在？」满堂无人应，沈良却起了身，声音不大：「在『念谁为之戕贼，亦何恨乎秋声』——秋无罪，悲在人心不自安。」先生点头，我暗暗称奇，原来她一点都不偏科。

下课铃一响，外头炸了锅。我正发懵，忽听廊上一阵细碎的惊呼。我顺声望去，看见一群女孩子簇着个穿白绒衣的姑娘往教务厅去。

那姑娘约莫十八九岁，眉眼极静，头发烫了时兴的卷，腕子上一方小皮包，走起路来腰身款款，是全学校都认得的风头人物。

「那是赵四小姐，」前座的女同学压着声跟我科普，「赵庆华家的四小姐，赵一荻。今儿回来，是给救济贫童的义卖撑场面的。听说她跟奉天的少帅……」后头的话，她压得更低，我没听清，也不必听清——历史书上那桩奇缘，我早知道。

赵一荻。赵四小姐。

书本上，荧幕里见过无数回的名字，少帅身边那个传奇的女子，此刻就活生生立在我五步开外，白绒衣，小皮包，连耳垂上那点珍珠都看得清。她路过我们班廊口时，微微颔首，神情里有一种见惯了场面的从容。我差点脱口而出「能给我签个字嘛」——亏得沈良默默拽了我一把。

「少张望。」她声音低低的。

可我忍不住多看。我好奇，我震惊，我八卦，我眼珠子都要掉出来了。心头涌出一种说不清的恍惚：我居然站在了一九三三年的天津，和一个后来写进史书里的传奇人物，呼吸着同一团雾气。历史书里干巴巴的「一九三三年」，原来是有气味、有温度的——樟脑、粉笔、熟梨糕，还有女子衣裳上那股子极淡的香粉。

我回身望见沈良站在最外围，神色清冷。唉——都是四小姐，但是天上地下。

义卖在礼堂摆开。杨柳青年画、泥人张、风吹就转的风筝魏纸鸢，全摆在长桌上。泥人张摊前围的人最多，师傅当场捏个胖娃娃，手指翻飞，转眼眉眼俱全。我逛得眼花，沈良却只在角落里翻物理课本，眉头微蹙，像跟哪道题较劲。

「你真打算出去念书？」我凑过去，装作随口。

她翻页的手停了停：「你听谁说的。也是，院子里没有秘密。爹松口了，说时局稳了就送我出去。」

我尴尬地笑笑，接话道：「还是沈伯父想得周全。我相信你。」

心里的小算盘噼啪响：她要是能顺顺当当出去深造，不走原来的老路，后面那串倒霉事不就都不沾边了？美哉美哉，全新的人生再朝我招手啊！

可转念一想，一九三三年，时局哪里稳。东北早丢了，热河也丢了，华北像块放在砧板上的豆腐，日本人用刀尖比划着。我嘴上没敢说，只在心里替她祈祷，一定要成功啊。

放学路过南市，我们下了车闲逛。街角搭着相声棚，醒木一拍，满场哄笑。沈良脚步顿了顿，竟也弯了弯嘴角。摊上买两块熟梨糕，她分我一块，自己那块咬得慢条斯理。这个冷脸的姑娘，骨子里是喜欢热闹的——只是热闹从来轮不到四小姐。

沈家晚饭吃捞面。沈鹤年喝了两盅花雕，脸上泛红，忽然叹气：「时局不太平啊。日商那边催得紧，这笔洋布的单子，接也不是，不接也不是。」

沈良慢条斯理挑着面，我听见「日商」两个字，筷子顿了顿。桌上没人接话，只当是饭桌上一句闲谈。

夜里我躺在耳房，把表掏出来。它仍在倒走，慢得几乎看不出，可确确实实在后退。黑猫蹲在窗台上，尾巴圈住爪子，看我像看一个老朋友。

回想起白天的一切，归途的黄包车绕了宫南宫北大街。天后宫的香火气隔着老远就飘过来，宫门前的旗杆上挑着黄旗，几个老婆婆挎着篮子进去上香。阿菊说过，每逢皇会，这儿能闹腾三天三夜，娘娘出巡，踩高的、跑旱船的、舞龙的，挤得水泄不通。我看那些卖熟梨糕、炸糕、嘎巴菜的小摊，蒸气混着香灰味儿，忽然懂了天津人说的「卫嘴子」——这城的人，再难也舍不得亏了嘴，舍不得冷着心。

什么时候能吃上起士林的冰淇淋啊？好馋！

我慢慢合上眼，隐约中听见远处的钟敲了十下。天津的夜，比我想的安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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