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爸死后，给我留下了一幅年画。

画上一共有七个人。

前六个人都有脸，而且全都已经死了。

第七个人没有脸。

可他的左手腕上，有一道和我一模一样的疤。

脚边还写着一个日期：

九月十七日。

距离现在，只剩七天。

1、遗

我到杨柳青的时候，父亲已经在殡仪馆停了两天。

九月的天津还闷着一口暑气。

出租车从石家大院附近拐进老街，青砖灰瓦被午后的光晒得发白，街边卖年画和风筝的小铺半开着门。

司机问我停哪儿，我望了半天，才认出周家画坊那块褪色的木招牌。

五年没回来，门槛还是歪的。

父亲是突发心梗，死在画案前。

邻居发现时，他右手还攥着一支勾线笔，笔尖上的墨早干了。

葬礼办得很简单。

来的人大多比我记忆里老了一圈。

他们握着我的手，说你爸这些年总念叨你，说你小时候最会勾娃娃的眼睛，说他给你留着二楼朝南那间屋，一年四季没让别人住。

我只会点头。

高师傅是最后走的。

他和父亲拜的同一个师父，左手缺了半截小指，年轻时刻版伤的。

走到门口，他忽然回头问我：「景川最后那幅画，你看了吗？」

「什么画？」

「他画了十几年那张。」

我没接话。

高师傅嘴唇动了动，最后只说：「找着了，别急着扔。」

北京还有两张商业插画等着交稿，我不想在这里久留。

我原本打算第二天就联系中介，把房子卖了，这间作坊连着后院，木梁受潮，墙体开裂，除了脚下这块地，几乎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

至于父亲守了一辈子的梨木版，在我眼里也和架上那些结块的颜料一样，不过是一堆难以处理的遗物。

夜里十一点，我开始清东西。

画坊里有一股熟悉的味道：胶矾、宣纸、木屑和经年不散的墨。

小时候父亲说，一张杨柳青年画要先勾样，再刻版、套印、彩绘、装裱。

黑线是骨头，颜色是血肉，一步错了，后头步步都得跟着错。

十三岁以后，我再没碰过这些东西。

柜子最底层压着我妈给我买的小板凳。

红漆掉得只剩一半，板面上还有我用圆规扎出来的洞。

我把它拽出来时，柜子晃了一下，露出后面一角发黄的棉布。

棉布下藏着一只一米多高的画框。

我掀开布，灰尘扑了满脸。

那是一幅没有装裱完的年画。

画面用的是老式门神画的构图，却没有神仙。

背景是一条街，街尽头立着一排低矮厂房。

七个人分列两侧，像正等着什么人来审判。

六张脸已经绘完。

有的低头，有的侧目，有的直直望向画外。

父亲画人向来喜庆，寿星就得笑，娃娃就得胖，连钟馗的怒目里都有热闹气。

可这六个人的脸灰黄发青，眼白被留得过多，看着像死人。

我认出了最右边的老人。

赵永利。

小时候他常来修作坊的电闸。

三个月前，我在父亲朋友圈里看见过他的讣告。

我把画框翻过来。

背板上并排写着六个名字，赵永利排在第一个，另外五个我都不熟悉。

六个名字之后还空着一处，什么也没写。

我在父亲的书桌里翻出一本旧通讯簿，六个名字都在上面，每个名字旁边都添着一个死亡日期。

我起初以为是自己看错了，又去翻他的手机。

家属发来的讣告、葬礼通知、吊唁群里的留言，还有一则多年前的交通事故新闻，一条条对上了通讯簿里的记录。

折腾到凌晨，我终于确认了那六个人的去向。

赵永利，三个月前病逝。

马福顺，一年前脑溢血。

孙德庆，四年前肺癌。

陈素梅，六年前心衰。

杜长林，八年前死于车祸。

吴桂芝，十年前坠楼，警方认定意外。

最早一个死于十年前，最晚一个死于三个月前。

六个人，全都死了。

我盯着那六张脸，后颈一点点发凉。

父亲为什么把他们画在一起？

画面正中还有第七个人。

那人穿一件褪色的蓝褂，身形瘦高，脸上只勾了轮廓，没有五官。

左手从袖口垂下来，腕骨上横着一道暗红色的疤。

我低下头。

我的左腕也有一道疤。

十三岁那年火灾留下的，斜着穿过腕骨，像一撇没写完的墨。

第七个人脚边，父亲用极细的笔写了四个数字。

9 月 17 日。

我看了一眼手机。

今天是九月十日。

那天晚上，我第一次怀疑，我爸死前最后想画的人，可能是我。

2、迹

我重新查看画框背板，发现六个名字下面还分别写着一个很小的日期。

这些日期和通讯簿里记录的死亡时间对不上，却都在他们去世前不久。

赵永利那一栏写着五月十三，老人六月病逝；马福顺那一栏是去年二月，他三月脑溢血；吴桂芝的日期最早，是十年前那个冬天，她出事前的第六天。

我一夜没睡。

天刚亮，我去敲隔壁张婶的门。

她在这条街住了四十多年，父亲一天吃几顿饭，她比我清楚。

听见六个人的名字，她端豆浆的手停了一下。

「来过。」她说，「都来过你家。」

「什么时候？」

「记不清，老赵今年春天来过，拄着拐，还是你爸扶进去的。」

「老马前年还是去年也来过。每回他们来，你爸都关门挂帘，谁也不让进。」

「他们吵过架吗？」

「有一回动静挺大。」张婶压低声音，「老马在里头哭，说什么『我就是锁了门，又不是我放的火』。我听见你爸说，人快进棺材了，嘴还这么硬。」

我手里的豆浆洒出一半。

那天下午，我在父亲的手机里找到了六个人的通话记录。

跨度十年，每个人都和父亲反复联系过。

通话最长的一次四十七分钟，来自孙德庆去世前两个月。

短信大多被删了，只剩赵永利发过的一句：

「东西我带去，你答应别找我儿子。」

我报了警。

接待我的民警听完，先问那六个人怎么死的。

我把查到的讣告和新闻给他看：癌症、心衰、脑溢血、交通事故。

「你怀疑你父亲和他们的死有关？」

这句话从别人嘴里说出来，我才意识到自己有多荒唐。

一个做了一辈子年画、连杀鸡都不敢看的老人，竟会照着名单，一个接一个地杀掉六个人，最后还给自己的儿子留下一张死亡通知。

可我想起那六张青灰的脸，还是说：「我不知道。」

民警记录了情况，答应核查，但也提醒我，仅凭一幅画和几次见面，不能说明什么。

回到作坊，我在画案下找到七只牛皮纸袋。

前六只分别写着六个人的名字，封口都被拆过，里面空空如也。

第七只没有名字，封得很好。

我拿裁纸刀划开，里面却只有一小截红色丝线。

半夜，我被后院一声闷响惊醒。

画坊的门开着。

我明明上了两道锁。

架上的木版被翻得东倒西歪，父亲生前最常用的那只樟木箱也被撬开。那幅年画还在，但夹在画框后的一个小木版不见了。

地上有几滴水，一直延伸到窗下。

窗外下着雨。

我追出去，只看见巷口一个撑黑伞的背影。

那人跑得不快，像个女人。

我喊了一声，她回头看了我一眼，钻进路边的车。

回到窗下时，我在水迹尽头捡到一颗黄豆大小的铜钉，像是从鞋跟上掉下来的。

第二天上午，一个女人找上了门。

四十岁左右，穿一件熨得很平的米色衬衣。她没有坐，也没寒暄，进门第一句话就是：

「周景川留下的那幅画，还在吗？」

我没有回答，只盯着她：「你怎么知道那幅画？」

她的视线越过我，落到墙边蒙好的画上。

「烧了吧。」她说，「你爸已经死了，人也死得差不多了，没必要再查。」

「你到底是谁？」

「陈晓宁。陈素梅是我妈。」

这个名字就在画框背后。

「你为什么要我烧掉这幅画？」

陈晓宁捏紧了手里的包带：「这是我妈临终前交代的。她说，如果有一天周景川不在了，就别让这幅画留下。」

「为什么？」

「因为你爸这些年一直在查瑞丰印画厂那场火灾。」

「火灾跟这幅画有什么关系？」

「画上的人，都是当年的证人。」

「如果他们只是证人，为什么不能让这幅画留下？」

陈晓宁避开我的目光：「我妈没说。她只交代我，人都死了，就别再把十八年前的事翻出来。」

她从包里取出一张名片，放在门边的柜子上。

「想清楚了就给我打电话。」她说，「你要是不愿意烧，可以把画交给我。」

说完，她便转身离开。

迈过门槛时，我看见她右脚鞋跟嵌着一排铜钉，其中一处恰好空着。

我没有叫住她，只把窗下捡到的那颗铜钉攥进了手心。

雨水沿着屋檐砸下来。

画坊里，那张被棉布遮住的年画像忽然重了一倍。

十八年前，瑞丰印画厂失火。

我妈苏芸死在里面。

3、证

我十三岁那年寒假，父亲去静海送一批年画，我跟母亲去了瑞丰厂。

那是家给旅游纪念品做印刷的私营小厂，春节前赶订单，工人通宵加班。

我在后侧休息间写作业，后来趴在桌上睡着了。

再醒来时，我已经躺在医院。

左腕、后背和小腿烧伤。

母亲死了。

所有人告诉我，是她私自在工位旁使用取暖器，火星引燃纸料。

事故认定书上写得清清楚楚：苏芸违反厂规，使用大功率取暖设备，是事故直接责任人。

十三岁的我信了。

我甚至怨过她。

十三岁的我不懂什么叫事故，只知道母亲再也不会推开病房的门。

换药最疼的那些夜里，我咬着被角想，她为什么偏偏要用那个取暖器？

如果她再小心一点，那场火是不是就不会烧起来？她是不是还能陪我一起回家？

那点怨恨其实并不来自身上的伤。

它只是一个孩子无处安放的想念。

父亲从没纠正过我对母亲的埋怨。

直到十七岁那年，我为了办保险翻到事故材料，在最后一页看见他的签名。

他的证词说，妻子怕冷，经常把自家的小太阳带去厂里；事发前，他曾劝她不要再用。

末尾是父亲工整的字：

「本人对上述事故经过无异议。」

那天我拿着材料去问他。

他正在给一张《连年有余》上色。

听完我的话，笔尖在胖娃娃脸上洇出一团红。

「你妈已经没了。」他说。

「我妈都死了，你还帮着他们说是她的错？」

「厂里赔了钱。」

「赔了钱你就能签？她是你老婆！」

他低着头，一句话没说，只拿起一支干笔去吸娃娃脸上的红色。那团颜色越吸越脏，最后连原来的线也看不清了。

后来我去北京上学，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

五年前，我们因为卖房的事大吵一架。

我说这间破作坊困死了我妈，也困死了他。

他抬手给了我一巴掌。

那是父亲第一次打我，也是最后一次。

从那以后，我们再没见面。

陈晓宁走后，我去了区档案馆。

十八年前的卷宗不能随意调阅，我托了做记者的同学，才找到当年的事故通报复印件。

七名相关人员的证词附在后面。

赵永利，电工。

马福顺，门卫。

孙德庆，车间主任。

陈素梅，出纳。

杜长林，仓库管理员。

吴桂芝，工友。

周景川，死者家属。

七个人的说法像从一张纸上拓下来的：线路正常，通道通畅，厂方第一时间组织灭火报警，火源来自苏芸私自使用的取暖器。

正好是画上的六张脸，加上父亲。

我又查了六个人的死亡证明。

除吴桂芝外，死因都没有疑点。

从现有的资料看，这六个人的死都和父亲无关。

可这并没有让我松一口气。

他们既然都是当年替厂方作证的人，为什么又偏偏在临死前来过这间作坊？

父亲见他们，究竟是想逼他们说出真相，还是想和他们一起，把剩下的证据也处理干净？

我把年画重新立起来。

第七个人穿的那件蓝褂，我小时候见父亲穿过。

那道腕疤也未必属于我。

父亲左手腕上同样有一道伤，是年轻时推刀走偏留下的。

我和他长得很像。

小时候邻居总说，我们爷俩像一张版印出来的，只是一个墨深，一个墨浅。

第七个人也许不是我。

是父亲自己。

可他已经死了。

九月十七日，究竟还会发生什么？

我想起葬礼那天，高师傅问过我有没有看见父亲最后那幅画。

第二天一早，我给他打了电话。

不到半个小时，他就赶到了作坊。

他看见墙边已经封好的纸箱，脸色沉了下来：「中介来过了？」

「还没有。」

高师傅转身准备走：「既然什么都准备扔，还看这幅画干吗？」

这话让我有些恼火：「五年没回来的人是我，不肯开口的人是他。你要是知道什么就告诉我，用不着替他教训我。」

高师傅停在门口。

我把蒙画的棉布扯开：「画上六个人全死了。中间那个没脸的人，手上有和我一样的疤，脚边还写着九月十七日。你让我怎么当作没看见？」

他脸上的怒气一点点退下去。

过了一会儿，他回身关好门，重新走到画案前。

「这张画不是拿来卖的。」他说。

「那他画它做什么？」

高师傅戴上老花镜，俯身看着画上的人物：「你爸不爱说话，有些事憋在心里久了，就只能画下来。这张画，应该是想表达一些事情。」

「能从画里看出什么？」

「光看这一张不够。你爸画东西喜欢边画边改，要紧的东西，没准还留在最初的粉本上。」

「粉本？」

「就是勾样时用的底稿，你爸从来舍不得扔。」

父亲把几十年的粉本都放在二楼阁楼。

卷轴外侧标着《门神》《仕女》《五子夺莲》，唯独最里面一卷没有名字。

展开后，是那幅画最初的墨线稿。

七个人的位置和成画一样，厂房却不一样。

底稿中的厂房后墙有一扇窄门，门把手上绕着两圈铁链。

门前还堆了半人高的纸箱，箱上用铅笔标着「年货礼盒」。

成画里，那扇门被一棵枝叶繁密的石榴树遮住了。

「为什么画上又改掉？」我问。

高师傅用指腹轻轻蹭过纸面：「不是改掉。你看，这树的枝是后来添的，墨色浅。

「门还在底下。」

「年画讲究有图必有意，石榴多子，画的是好兆头。」

「可你爸这棵树，结了七个裂口的果子，没一个是圆满的。」

他指向门边一个极小的方印。

印上反刻着两个字：永利。

「老赵的私章。」高师傅说。

「你认得？」

「今年春天，他来找过你爸一回。那天我正好在后院修一块裂版，看见他抱着个铁皮盒进了屋。两个人关着门谈了一个多钟头，出来时老赵一直在哭。」

高师傅顿了顿：「你爸把他送到门口，我听见他说，你肯把东西留下，至少没把那句话带进棺材。」

我突然想起父亲的樟木箱。

箱底铺着一叠旧报纸。

我一张张揭开，在夹层里摸到一本巴掌大的蓝皮本。

纸页被烟熏得发脆，封面写着《设备维修记录》。

火灾当天那页有两条记录：

22 时 06 分，西侧烘干机跳闸，接线端过热，建议停机检查。

22 时 19 分，再次跳闸，有焦煳味。已告知孙主任，要求全线断电。

最后一行被黑笔重重圈住：

「孙不同意，说十二点前必须出货。」

落款是赵永利。

这本记录推翻了所有人的证词。

工厂线路并非正常，火灾前至少两次出现故障。

可事故调查资料里，没有一个字提到烘干机。

本子最后夹着一张父亲手写的便笺：

「第一色，赵永利，留下维修本。二〇二六年五月十三日。」

我终于明白画背后的日期是什么。

不是死亡日期，是他们留下证据的日期。

可为什么六个人都在留下证据不久后死去？

高师傅看出我的疑惑，叹了口气：「不是快死了才来，是知道快死了，才敢来。你爸找老赵找了十几年。老赵查出癌症以后，才松口。」

「其他人呢？」

「我只见过三个。每来一个，你爸就在画上添点东西。起先只有七个空壳子，后来先有衣裳，再有手，最后才有脸。」

我盯着那本维修记录，手指发抖。

如果赵永利没有撒谎，我妈就不是放火的人。

至少，不是他们说的那种死法。

直到这时，我才明白，昨晚那个人为什么没有拿走年画，也没有翻找钱财，偏偏只偷了一块木版。

赵永利的私章出现在底稿上，他留下的维修本又被父亲藏在樟木箱里。

这说明父亲留下的画稿和木版，都可能与当年的证据有关。

那块被偷走的木版上，或许还藏着另一个没有说出口的真相。

陈晓宁知道这幅画，还一开口就让我烧掉它。

再加上窗下那颗铜钉，我已经没有理由继续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我拿起她留下的名片，照着上面的号码拨了过去。

「昨晚拿走的那块木版，在哪儿？」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你右脚鞋跟少了一颗铜钉。」我说，「那颗钉子还在我家窗下。要我把它交给警察吗？」

电话那头静了很久。

「明天下午，」她说，「运河边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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