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數智時代的傳播變革與網絡生態治理”學術研討會在中共天津市委黨校召開。來自中國傳媒大學、武漢大學、華東師范大學、重慶大學、南開大學、天津大學、河北工業大學、天津師范大學、甘肅省社會科學院和天津社會科學院等單位的專家學者參加會議並作交流。與會學者圍繞數智技術賦能傳播變革與網絡生態治理展開深入交流，以下從“變局之問”“治理之思”“實踐之路”三個層面加以綜述。

一、變局之問：數智技術如何重塑傳播的權力與信任

與會學者認為，人工智能與大數據技術的深度嵌入正在改變信息生產、分發與接受的底層邏輯，傳播權力結構隨之發生遷移。圍繞這一權力遷移的內在機理與現實影響，與會學者從多個維度展開了分析。

與會專家指出，數智時代輿論博弈形態迭代升級，樣態更為多元復雜，輿論博弈從表層信息爭奪轉向深層的認知域博弈。政務智能體是智能技術在政務服務、公共決策、政策傳播、社會治理等政府職能領域的具體應用，開啟了從技術賦能到人機協治的治理新范式。有學者從主體、場域與公共信任三重維度，分析了智能媒介時代傳播變革對公共信任生成機制的沖擊與重建可能，強調傳播主體正在從單一主體走向人、機構與算法共同參與的復合主體，網絡生態治理則需要進一步維護信源、過程、責任與公共信任。

在意識形態與話語權層面，與會專家強調，進入數智時代，話語權的博弈下沉到算法規則、訓練數據、生成模型等底層技術架構，指出要推動主流價值嵌入數智底層架構，掌握技術層面主動權。

二、治理之思：數智時代網絡生態治理的譜系分析與范式轉移

網絡生態治理的制度化與精准化是本次研討會的重要關切。與會學者認為，面對數智時代傳播格局的深刻變化與網絡生態的復雜演化，過去以內容管控為主導的治理思路已難以有效應對新技術、新業態帶來的多重挑戰，治理實踐迫切需要從應急式、運動式的末端處置轉向常態化、系統化的制度建構，從粗放式的面上管控轉向精准化的靶向施策。與會專家強調，網絡生態治理重心正在經歷一次結構性的前移，即從對網絡內容的事后審查與單一管控，逐步拓展並延伸至對算法設計環節的前端介入、對網絡行為主體的引導規范以及對多元制度安排的協同優化。

與會專家學者圍繞數字權力治理提出了一套新治理架構，並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人工智能時代的網絡空間治理正經歷從“內容規制”向“行為規制”的范式轉移，治理重心應前移至算法設計與行為引導環節。有的學者，基於中國情境的調查實驗研究，分析了信息框架對公眾參與行為的影響，為治理策略的精細化設計提供了行為科學依據。還有的學者，以城市社區矛盾糾紛化解的“磨”機制為切入點，探討了數字時代基層治理中過程性邏輯的延續與變化。從制度推進與學理研究雙重視角，初步構建了數智時代網絡社會工作建設體系的五維分析框架。

三、實踐之路：主流媒體革新與正能量傳播的效能提升

研討會上，與會專家從實踐與理論雙重維度展開了探討。來自新聞業界的一線從業者與來自高校及研究機構的學者基於各自的實踐經驗與思考觀察，圍繞主流媒體如何應對數智時代傳播生態的結構性變化、如何提升正面傳播效能與影響力等關鍵問題，分別從體制機制改革、內容生產流程優化、傳播渠道拓展以及傳播效果評估等不同層面進行了深入交流與觀點碰撞，為理解主流媒體在智能傳播環境下的轉型路徑與效能提升策略提供了具有現實針對性和理論啟發性的思考。

與會專家，結合具體實踐經驗，闡述了主流媒體在系統性變革中“破”與“立”、“內”與“外”的辯証關系，並以區級融媒體矩陣建設為例，分享了數智技術賦能基層傳播效能提升的實踐路徑。有的專家學者，指出智能傳播范式正在重構輿論生態，應通過以理服人、以文化人、以情感人實現價值引領與傳播到達的統一，並強調要以高質量語料庫為AI注入主流價值“基因”。數智時代出版學自主知識體系的建構需回應知識生產主體多元化、傳播渠道平台化的現實，在學理層面厘清出版在智能傳播生態中的功能定位。

本次研討會主題涵蓋意識形態話語權、輿論博弈、主流媒體變革、算法治理、網絡社會工作等多個交叉領域，呈現出鮮明的問題導向與跨學科特征。與會專家強調，推動治理理念從“管得住”向“治得准”升級，在法治框架、技術倫理與主流價值引領之間建立動態平衡，成為推進網絡生態治理秩序建構的戰略選擇。研討會凝聚的學術共識與實踐思考將為健全網絡生態治理長效機制提供有益指導。（宋揚）

來源：中共天津市委黨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