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爸死后，給我留下了一幅年畫。

畫上一共有七個人。

前六個人都有臉，而且全都已經死了。

第七個人沒有臉。

可他的左手腕上，有一道和我一模一樣的疤。

腳邊還寫著一個日期：

九月十七日。

距離現在，隻剩七天。

1、遺

我到楊柳青的時候，父親已經在殯儀館停了兩天。

九月的天津還悶著一口暑氣。

出租車從石家大院附近拐進老街，青磚灰瓦被午后的光晒得發白，街邊賣年畫和風箏的小鋪半開著門。

司機問我停哪兒，我望了半天，才認出周家畫坊那塊褪色的木招牌。

五年沒回來，門檻還是歪的。

父親是突發心梗，死在畫案前。

鄰居發現時，他右手還攥著一支勾線筆，筆尖上的墨早干了。

葬禮辦得很簡單。

來的人大多比我記憶裡老了一圈。

他們握著我的手，說你爸這些年總念叨你，說你小時候最會勾娃娃的眼睛，說他給你留著二樓朝南那間屋，一年四季沒讓別人住。

我隻會點頭。

高師傅是最后走的。

他和父親拜的同一個師父，左手缺了半截小指，年輕時刻版傷的。

走到門口，他忽然回頭問我：「景川最后那幅畫，你看了嗎？」

「什麼畫？」

「他畫了十幾年那張。」

我沒接話。

高師傅嘴唇動了動，最后隻說：「找著了，別急著扔。」

北京還有兩張商業插畫等著交稿，我不想在這裡久留。

我原本打算第二天就聯系中介，把房子賣了，這間作坊連著后院，木梁受潮，牆體開裂，除了腳下這塊地，幾乎沒有什麼值錢的東西。

至於父親守了一輩子的梨木版，在我眼裡也和架上那些結塊的顏料一樣，不過是一堆難以處理的遺物。

夜裡十一點，我開始清東西。

畫坊裡有一股熟悉的味道：膠礬、宣紙、木屑和經年不散的墨。

小時候父親說，一張楊柳青年畫要先勾樣，再刻版、套印、彩繪、裝裱。

黑線是骨頭，顏色是血肉，一步錯了，后頭步步都得跟著錯。

十三歲以后，我再沒碰過這些東西。

櫃子最底層壓著我媽給我買的小板凳。

紅漆掉得隻剩一半，板面上還有我用圓規扎出來的洞。

我把它拽出來時，櫃子晃了一下，露出后面一角發黃的棉布。

棉布下藏著一隻一米多高的畫框。

我掀開布，灰塵扑了滿臉。

那是一幅沒有裝裱完的年畫。

畫面用的是老式門神畫的構圖，卻沒有神仙。

背景是一條街，街盡頭立著一排低矮廠房。

七個人分列兩側，像正等著什麼人來審判。

六張臉已經繪完。

有的低頭，有的側目，有的直直望向畫外。

父親畫人向來喜慶，壽星就得笑，娃娃就得胖，連鐘馗的怒目裡都有熱鬧氣。

可這六個人的臉灰黃發青，眼白被留得過多，看著像死人。

我認出了最右邊的老人。

趙永利。

小時候他常來修作坊的電閘。

三個月前，我在父親朋友圈裡看見過他的訃告。

我把畫框翻過來。

背板上並排寫著六個名字，趙永利排在第一個，另外五個我都不熟悉。

六個名字之后還空著一處，什麼也沒寫。

我在父親的書桌裡翻出一本舊通訊簿，六個名字都在上面，每個名字旁邊都添著一個死亡日期。

我起初以為是自己看錯了，又去翻他的手機。

家屬發來的訃告、葬禮通知、吊唁群裡的留言，還有一則多年前的交通事故新聞，一條條對上了通訊簿裡的記錄。

折騰到凌晨，我終於確認了那六個人的去向。

趙永利，三個月前病逝。

馬福順，一年前腦溢血。

孫德慶，四年前肺癌。

陳素梅，六年前心衰。

杜長林，八年前死於車禍。

吳桂芝，十年前墜樓，警方認定意外。

最早一個死於十年前，最晚一個死於三個月前。

六個人，全都死了。

我盯著那六張臉，后頸一點點發涼。

父親為什麼把他們畫在一起？

畫面正中還有第七個人。

那人穿一件褪色的藍褂，身形瘦高，臉上隻勾了輪廓，沒有五官。

左手從袖口垂下來，腕骨上橫著一道暗紅色的疤。

我低下頭。

我的左腕也有一道疤。

十三歲那年火災留下的，斜著穿過腕骨，像一撇沒寫完的墨。

第七個人腳邊，父親用極細的筆寫了四個數字。

9 月 17 日。

我看了一眼手機。

今天是九月十日。

那天晚上，我第一次懷疑，我爸死前最后想畫的人，可能是我。

2、跡

我重新查看畫框背板，發現六個名字下面還分別寫著一個很小的日期。

這些日期和通訊簿裡記錄的死亡時間對不上，卻都在他們去世前不久。

趙永利那一欄寫著五月十三，老人六月病逝﹔馬福順那一欄是去年二月，他三月腦溢血﹔吳桂芝的日期最早，是十年前那個冬天，她出事前的第六天。

我一夜沒睡。

天剛亮，我去敲隔壁張嬸的門。

她在這條街住了四十多年，父親一天吃幾頓飯，她比我清楚。

聽見六個人的名字，她端豆漿的手停了一下。

「來過。」她說，「都來過你家。」

「什麼時候？」

「記不清，老趙今年春天來過，拄著拐，還是你爸扶進去的。」

「老馬前年還是去年也來過。每回他們來，你爸都關門挂帘，誰也不讓進。」

「他們吵過架嗎？」

「有一回動靜挺大。」張嬸壓低聲音，「老馬在裡頭哭，說什麼『我就是鎖了門，又不是我放的火』。我聽見你爸說，人快進棺材了，嘴還這麼硬。」

我手裡的豆漿洒出一半。

那天下午，我在父親的手機裡找到了六個人的通話記錄。

跨度十年，每個人都和父親反復聯系過。

通話最長的一次四十七分鐘，來自孫德慶去世前兩個月。

短信大多被刪了，隻剩趙永利發過的一句：

「東西我帶去，你答應別找我兒子。」

我報了警。

接待我的民警聽完，先問那六個人怎麼死的。

我把查到的訃告和新聞給他看：癌症、心衰、腦溢血、交通事故。

「你懷疑你父親和他們的死有關？」

這句話從別人嘴裡說出來，我才意識到自己有多荒唐。

一個做了一輩子年畫、連殺雞都不敢看的老人，竟會照著名單，一個接一個地殺掉六個人，最后還給自己的兒子留下一張死亡通知。

可我想起那六張青灰的臉，還是說：「我不知道。」

民警記錄了情況，答應核查，但也提醒我，僅憑一幅畫和幾次見面，不能說明什麼。

回到作坊，我在畫案下找到七隻牛皮紙袋。

前六隻分別寫著六個人的名字，封口都被拆過，裡面空空如也。

第七隻沒有名字，封得很好。

我拿裁紙刀劃開，裡面卻隻有一小截紅色絲線。

半夜，我被后院一聲悶響驚醒。

畫坊的門開著。

我明明上了兩道鎖。

架上的木版被翻得東倒西歪，父親生前最常用的那隻樟木箱也被撬開。那幅年畫還在，但夾在畫框后的一個小木版不見了。

地上有幾滴水，一直延伸到窗下。

窗外下著雨。

我追出去，隻看見巷口一個撐黑傘的背影。

那人跑得不快，像個女人。

我喊了一聲，她回頭看了我一眼，鑽進路邊的車。

回到窗下時，我在水跡盡頭撿到一顆黃豆大小的銅釘，像是從鞋跟上掉下來的。

第二天上午，一個女人找上了門。

四十歲左右，穿一件熨得很平的米色襯衣。她沒有坐，也沒寒暄，進門第一句話就是：

「周景川留下的那幅畫，還在嗎？」

我沒有回答，隻盯著她：「你怎麼知道那幅畫？」

她的視線越過我，落到牆邊蒙好的畫上。

「燒了吧。」她說，「你爸已經死了，人也死得差不多了，沒必要再查。」

「你到底是誰？」

「陳曉寧。陳素梅是我媽。」

這個名字就在畫框背后。

「你為什麼要我燒掉這幅畫？」

陳曉寧捏緊了手裡的包帶：「這是我媽臨終前交代的。她說，如果有一天周景川不在了，就別讓這幅畫留下。」

「為什麼？」

「因為你爸這些年一直在查瑞豐印畫廠那場火災。」

「火災跟這幅畫有什麼關系？」

「畫上的人，都是當年的証人。」

「如果他們只是証人，為什麼不能讓這幅畫留下？」

陳曉寧避開我的目光：「我媽沒說。她隻交代我，人都死了，就別再把十八年前的事翻出來。」

她從包裡取出一張名片，放在門邊的櫃子上。

「想清楚了就給我打電話。」她說，「你要是不願意燒，可以把畫交給我。」

說完，她便轉身離開。

邁過門檻時，我看見她右腳鞋跟嵌著一排銅釘，其中一處恰好空著。

我沒有叫住她，隻把窗下撿到的那顆銅釘攥進了手心。

雨水沿著屋檐砸下來。

畫坊裡，那張被棉布遮住的年畫像忽然重了一倍。

十八年前，瑞豐印畫廠失火。

我媽蘇芸死在裡面。

3、証

我十三歲那年寒假，父親去靜海送一批年畫，我跟母親去了瑞豐廠。

那是家給旅游紀念品做印刷的私營小廠，春節前趕訂單，工人通宵加班。

我在后側休息間寫作業，后來趴在桌上睡著了。

再醒來時，我已經躺在醫院。

左腕、后背和小腿燒傷。

母親死了。

所有人告訴我，是她私自在工位旁使用取暖器，火星引燃紙料。

事故認定書上寫得清清楚楚：蘇芸違反廠規，使用大功率取暖設備，是事故直接責任人。

十三歲的我信了。

我甚至怨過她。

十三歲的我不懂什麼叫事故，隻知道母親再也不會推開病房的門。

換藥最疼的那些夜裡，我咬著被角想，她為什麼偏偏要用那個取暖器？

如果她再小心一點，那場火是不是就不會燒起來？她是不是還能陪我一起回家？

那點怨恨其實並不來自身上的傷。

它只是一個孩子無處安放的想念。

父親從沒糾正過我對母親的埋怨。

直到十七歲那年，我為了辦保險翻到事故材料，在最后一頁看見他的簽名。

他的証詞說，妻子怕冷，經常把自家的小太陽帶去廠裡﹔事發前，他曾勸她不要再用。

末尾是父親工整的字：

「本人對上述事故經過無異議。」

那天我拿著材料去問他。

他正在給一張《連年有余》上色。

聽完我的話，筆尖在胖娃娃臉上洇出一團紅。

「你媽已經沒了。」他說。

「我媽都死了，你還幫著他們說是她的錯？」

「廠裡賠了錢。」

「賠了錢你就能簽？她是你老婆！」

他低著頭，一句話沒說，隻拿起一支干筆去吸娃娃臉上的紅色。那團顏色越吸越臟，最后連原來的線也看不清了。

后來我去北京上學，回家的次數越來越少。

五年前，我們因為賣房的事大吵一架。

我說這間破作坊困死了我媽，也困死了他。

他抬手給了我一巴掌。

那是父親第一次打我，也是最后一次。

從那以后，我們再沒見面。

陳曉寧走后，我去了區檔案館。

十八年前的卷宗不能隨意調閱，我托了做記者的同學，才找到當年的事故通報復印件。

七名相關人員的証詞附在后面。

趙永利，電工。

馬福順，門衛。

孫德慶，車間主任。

陳素梅，出納。

杜長林，倉庫管理員。

吳桂芝，工友。

周景川，死者家屬。

七個人的說法像從一張紙上拓下來的：線路正常，通道通暢，廠方第一時間組織滅火報警，火源來自蘇芸私自使用的取暖器。

正好是畫上的六張臉，加上父親。

我又查了六個人的死亡証明。

除吳桂芝外，死因都沒有疑點。

從現有的資料看，這六個人的死都和父親無關。

可這並沒有讓我鬆一口氣。

他們既然都是當年替廠方作証的人，為什麼又偏偏在臨死前來過這間作坊？

父親見他們，究竟是想逼他們說出真相，還是想和他們一起，把剩下的証據也處理干淨？

我把年畫重新立起來。

第七個人穿的那件藍褂，我小時候見父親穿過。

那道腕疤也未必屬於我。

父親左手腕上同樣有一道傷，是年輕時推刀走偏留下的。

我和他長得很像。

小時候鄰居總說，我們爺倆像一張版印出來的，只是一個墨深，一個墨淺。

第七個人也許不是我。

是父親自己。

可他已經死了。

九月十七日，究竟還會發生什麼？

我想起葬禮那天，高師傅問過我有沒有看見父親最后那幅畫。

第二天一早，我給他打了電話。

不到半個小時，他就趕到了作坊。

他看見牆邊已經封好的紙箱，臉色沉了下來：「中介來過了？」

「還沒有。」

高師傅轉身准備走：「既然什麼都准備扔，還看這幅畫干嗎？」

這話讓我有些惱火：「五年沒回來的人是我，不肯開口的人是他。你要是知道什麼就告訴我，用不著替他教訓我。」

高師傅停在門口。

我把蒙畫的棉布扯開：「畫上六個人全死了。中間那個沒臉的人，手上有和我一樣的疤，腳邊還寫著九月十七日。你讓我怎麼當作沒看見？」

他臉上的怒氣一點點退下去。

過了一會兒，他回身關好門，重新走到畫案前。

「這張畫不是拿來賣的。」他說。

「那他畫它做什麼？」

高師傅戴上老花鏡，俯身看著畫上的人物：「你爸不愛說話，有些事憋在心裡久了，就只能畫下來。這張畫，應該是想表達一些事情。」

「能從畫裡看出什麼？」

「光看這一張不夠。你爸畫東西喜歡邊畫邊改，要緊的東西，沒准還留在最初的粉本上。」

「粉本？」

「就是勾樣時用的底稿，你爸從來舍不得扔。」

父親把幾十年的粉本都放在二樓閣樓。

卷軸外側標著《門神》《仕女》《五子奪蓮》，唯獨最裡面一卷沒有名字。

展開后，是那幅畫最初的墨線稿。

七個人的位置和成畫一樣，廠房卻不一樣。

底稿中的廠房后牆有一扇窄門，門把手上繞著兩圈鐵鏈。

門前還堆了半人高的紙箱，箱上用鉛筆標著「年貨禮盒」。

成畫裡，那扇門被一棵枝葉繁密的石榴樹遮住了。

「為什麼畫上又改掉？」我問。

高師傅用指腹輕輕蹭過紙面：「不是改掉。你看，這樹的枝是后來添的，墨色淺。

「門還在底下。」

「年畫講究有圖必有意，石榴多子，畫的是好兆頭。」

「可你爸這棵樹，結了七個裂口的果子，沒一個是圓滿的。」

他指向門邊一個極小的方印。

印上反刻著兩個字：永利。

「老趙的私章。」高師傅說。

「你認得？」

「今年春天，他來找過你爸一回。那天我正好在后院修一塊裂版，看見他抱著個鐵皮盒進了屋。兩個人關著門談了一個多鐘頭，出來時老趙一直在哭。」

高師傅頓了頓：「你爸把他送到門口，我聽見他說，你肯把東西留下，至少沒把那句話帶進棺材。」

我突然想起父親的樟木箱。

箱底鋪著一疊舊報紙。

我一張張揭開，在夾層裡摸到一本巴掌大的藍皮本。

紙頁被煙熏得發脆，封面寫著《設備維修記錄》。

火災當天那頁有兩條記錄：

22 時 06 分，西側烘干機跳閘，接線端過熱，建議停機檢查。

22 時 19 分，再次跳閘，有焦煳味。已告知孫主任，要求全線斷電。

最后一行被黑筆重重圈住：

「孫不同意，說十二點前必須出貨。」

落款是趙永利。

這本記錄推翻了所有人的証詞。

工廠線路並非正常，火災前至少兩次出現故障。

可事故調查資料裡，沒有一個字提到烘干機。

本子最后夾著一張父親手寫的便箋：

「第一色，趙永利，留下維修本。二〇二六年五月十三日。」

我終於明白畫背后的日期是什麼。

不是死亡日期，是他們留下証據的日期。

可為什麼六個人都在留下証據不久后死去？

高師傅看出我的疑惑，嘆了口氣：「不是快死了才來，是知道快死了，才敢來。你爸找老趙找了十幾年。老趙查出癌症以后，才鬆口。」

「其他人呢？」

「我隻見過三個。每來一個，你爸就在畫上添點東西。起先隻有七個空殼子，后來先有衣裳，再有手，最后才有臉。」

我盯著那本維修記錄，手指發抖。

如果趙永利沒有撒謊，我媽就不是放火的人。

至少，不是他們說的那種死法。

直到這時，我才明白，昨晚那個人為什麼沒有拿走年畫，也沒有翻找錢財，偏偏隻偷了一塊木版。

趙永利的私章出現在底稿上，他留下的維修本又被父親藏在樟木箱裡。

這說明父親留下的畫稿和木版，都可能與當年的証據有關。

那塊被偷走的木版上，或許還藏著另一個沒有說出口的真相。

陳曉寧知道這幅畫，還一開口就讓我燒掉它。

再加上窗下那顆銅釘，我已經沒有理由繼續裝作什麼都不知道。

我拿起她留下的名片，照著上面的號碼撥了過去。

「昨晚拿走的那塊木版，在哪兒？」

「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

「你右腳鞋跟少了一顆銅釘。」我說，「那顆釘子還在我家窗下。要我把它交給警察嗎？」

電話那頭靜了很久。

「明天下午，」她說，「運河邊見。」

【本文件僅含前 37.7% 試讀內容，全文未收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