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延明文化三论》：非典型新闻学者的“学界演进证词”

近读方延明教授的《方延明文化三论》（中华书局，2019年12月），颇多感慨，虽然与他相识近20年，曾零星读过他的专著与论文，时隔多年再读其学术作品，熟悉感扑面而来，但更多的是新奇感，以及由此带来的冲击力，尤其是从学术轨迹的角度来纵向阅读其四十年的学术文章。

北京大学中文系陈平原教授在“三十年集”《压在纸背的心情》序言中写道：放长视野，我们这代人的“阅历”“观察”以及“心情”，或许比我们做出来的“学问”还要有意义……勾勒自己走过的学术道路，以及路边的野花野草、远处的山山水水，给近三十年中国学界的演进提供一份证词。

方延明教授自己也坦言，以编年的先后顺序做学术回顾，可以从中寻出一个治学的轨迹与脉络。

如果说陈平原教授是典型学者（从求学到执教，一生皆围绕中文）的话，那么方延明教授算是“非典型”学者，尤其是他的三次“跨界”：第一次“跨界”是他由数学专业毕业转入新闻领域，第二次“跨界”是他由新闻实务转入传统文化研究，第三次“跨界”是他从传统文化研究转入新闻教育研究（特别是担任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首任院长期间的学术研究），在新闻学界都称得上是“非典型”，其经历也堪称传奇。

数学专业的经历为他带来了模型思维。他认为，数学的极致是模型，数学的本质是研究相关模型的最显著的实例。他结合新闻作品的内部结构进行分析，比如倒金字塔结构，“新闻一旦用上模型，就可以更好地去发现事实，理解事实，表现事实。”（《新闻文化的数学观》）他还把数学的求极值思维导入新闻研究中来，认为新闻的议程设置和新闻策划都有一个求极值问题。“什么是策划，策划就是创意，它是一种存在，策划的关键就是要把你创意的东西系统化、程序化、逻辑化、量化。”（《新闻文化的数学观》）包括从方法论的角度看，数学文化是重证明，重实证，靠事实说话，“借鉴数学的文化，借鉴数学的思维，借鉴数学的方法，借鉴数学的审美，新闻文化就会在学科创新、社会效果的意义上开辟出一个新天地。”

新闻实务的经历为他带来了问题意识。方延明教授自称，40年的学术研究集中在三个方面，新闻实务与新闻理论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数学文化研究。三个研究方向的共性特点，就是以“文化”视角切入。

在现实中，“文化”容易被误解为空虚或空泛，以此来谈论问题更容易凌空虚蹈。然而，在方延明教授的学术作品中，能感受到浓郁的问题意识，如《传播文化的发展观检讨——兼论我国传播文化的发展战略问题》《新闻文化的学科观检讨》。

而他在2007年提出的理论新闻学学科体系的创见，至今仍具有极强的现实指导意义。在《理论新闻学学科体系论纲》一文中，他不仅提出了概念体系、方法体系、价值体系和效果评价体系等系统性的学科框架，还提出了“元”概念、“衍生”概念、“三元价值”体系等说法，某种程度上也是对“新闻无学”这一学界命题的正面回应和积极探索。

作为新闻传播学院院长，他指出中国的新闻教育还是缺乏开放的意识，传统影响太重，意识形态影响下的框框太多，迈不开步，“缺少一个明确的育人目标”“缺少一个开放的育人体系”“缺少一个有效的实践模式”。（《今天，我们应该培养造就什么样的新闻人才》）

在“问题意识”主导下，方延明教授的研究更具针对性，也更接地气，尤其是他所触及的问题不少属于根子上的问题，并非一篇文章就能解决问题，有些问题可能无解，需要不断地触碰，不断地思索，不断地提出探讨性方案。在《我国媒介传播中的悖论问题》中，他分析了媒介传播的五大悖论：事实价值与消费价值、新闻真实与虚拟世界、新闻策划与策划新闻、使用价值与身份价值、新闻自由与国家意识。这些悖论的无解，也证实了在学术研究领域的“说什么”和“怎么说”的关系之争。

此外，方延明教授的传统文化研究也是不能忽视的一部分。从选题看，他的相关研究中，“孔子”是重要的切入点，如《试谈孔子的理想人格》《孔子思想民主性源流之我见》等，这些既与他出身齐鲁，受儒家文化熏陶有关，也与当时对文化思潮的反思有关，以及协助匡亚明先生撰写《孔子评传》的经历有关。而发表这些文章的时间，基本上集中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据方延明教授在序言中所言，1977年毕业留校，就是说撰写这些文章时不过30岁左右，发表的刊物为《中华文史论丛》《文献》等，都是文史哲领域的期刊重镇，一方面折射出当时的学术环境，不论出处，不论年龄，另一方面也可看出青年学者对传统文化的研究与修为，是一种家国情怀的传承与传递。

可以说，方延明教授的这本更像是“学术自传”的“文化三论”，提供了一份非典型的“学界演进证词”。

（作者高明勇，凤凰网评论总监）